MECA 发表于 2003-11-18 18:37:22

崔子恩: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没有他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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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年前就想写一部书,专门讨论一部影片——法斯宾德的《雾港水手》(亦译《水手奎莱尔》)。我以为,可以凭藉剖析它来捋遍法斯宾德、德国甚至欧洲的灵魂,可以挖掘出他和它们的髓华和体精。时光畅流,我已放弃那样的准备。法斯宾德已经因为我的步伐而渐行渐远:他向他的疆界,而我向我的疆界。余留的,是我对他的热忱,他对我的无知;无法逾越,前辈与后辈,永恒与现时。
VCD、DVD史前的法斯宾德,只有一次“全体”来到中国的机会:法斯宾德电影回顾展。我从头至尾参加了那个电影展的每一个环节,至今对中国电影资料馆心存感激。如今,我买下全套的法斯宾德电影的DVD版,已经不能把它们放进影碟机;他究竟属于怎样的电影时代,他是否已经超越了任何时间和媒材的拘束?
也许,更适合他的地方,是一些书本、一些文字,一些推想和传奇?也许,我的遗忘和臆测,更能贴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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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间,我有机会两次去到德国,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流连,见识各色各样的广场风格和广场风光,就是没有想起过他那部超长影片《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识别柏林的标志,对我来说就是这片广场,法斯宾德的摄影机长久驻足与流视过的地方。
有四个亚裔少年,曾在那里向我索要零碎的马克,去买香烟。有一个阔大的餐厅,在晚餐之间与之后,请来各路歌手与乐手,大奏东欧风格的音乐,任凭食客和非食客到台场上乱舞曼舞;我就是那种不吃饭只乱舞的人。那座永恒的世纪钟下,去年的空白,今年已被一群流浪者圈成一所宿地,他们用明亮的眼睛看我,尽管他们永远也看不透我身体内的中文思想。
这里充满戏剧性。它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平铺直叙的戏剧性相比,缺乏残酷,缺乏深度。
我在这里,从来没有想起过法斯宾德,从来没有想起过他拍的这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不仅是在这片广场、在整个柏林、在整个德国,我都没有想起过法斯宾德,也没有听任何人向我提起他。包括在全球最盛大的柏林电影节上,包括在柏林影展的同性恋电影奖TEDDY的所有活动中。
看来,法斯宾德真的已经远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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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1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加州艺术学院教授、重要的国际影评人Berenice约我做一场长时间谈话。她认为我导演的《旧约》和《丑角登场》与法斯宾德有血脉上的关连。我很吃惊,法斯宾德属于辉煌的电影胶片时代,而我的拍摄始于初兴的DV世代。且不去分代的话,我也自认自己不属于让人叹为观止的影像作者。我喜欢DV的粗糙和坚硬、灵活和低廉,我倾心于它的个人和小群体,而不是大工业,大群落。
我这样讲,没有丝毫否认法斯宾德和伟大的电影胶片时代的意思。他和它们,不仅已经被肯定,而且已经牢牢地被经典化了。由于人类储存记忆的能力有限,历史的台前幕后,总是蜂拥着筛选和试图经典某些人和事的人们。中国叫它伯乐,佛语说是慧眼。如同耶稣生于棚屋却被供奉于殿堂,DV和DV摄制的作品也正在从草莽进入圣殿。法斯宾德的人生和创作,也曾有过同样的履历:从卖身少年到电影大师,从没没无闻到举世闻名,从受尽屈辱到阅尽繁华。尽管,他从未把盛名之后的遭逢看成一回事。那是人世的惯性,想要也无需争取。
很多人拍电影,甚至拍DV,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电影大师”或者“XX皇帝”。我对此嗤之以鼻。如果电影或者DV不是创作者的一种朴素而日常的生活方式,仅仅是向世界巧取豪夺的手段,那么电影中一切真诚感人的品质就是空穴来风。
如果还要推崇所谓“大师风范”的话,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大师风范”就是大师其实不为虚荣所动。他们看重的是灵感和真实。
通读《法斯宾德的世界》和《我需要的一点现实》两本专门的法斯宾德读物,这一认识更显突出。对于我的电影同行,DV同志,大师的力量应该来自创作,而不是结果,是作品的人间内容,而不是生前死后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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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斯宾德的深度、魅力、复杂性、混乱程度,他的性取向、习惯抚摸自己的行为,他对德国的认识,不是我这篇文字所能承载的。要想细致而深入地贴近他,还是得写一本书,至少也是要像英国人罗纳德这样。然而,拍DV比法斯宾德更具魅感。我能做的,是想读别人写的开发关于法斯宾德的书,想拍自己无止无境的DV作品。

iKe 发表于 2003-11-18 21:16:19

崔子恩的[旧约]闷 法斯宾德的大部分电影也是闷闷闷 也就那部Fox and His Friends还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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