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扉客：追忆《21世纪环球报道》（全本）
石扉客：追忆《21世纪环球报道》（全本）[一]掘坟
又是岁末，正好是我那位毛老乡的110周年，刚刚在西祠胡同瞎转悠，看到有人把王永治兄那篇《李锐访谈》翻了出来，“我们依然在不断神话毛泽东，不断制造个人崇拜，不断给党史造假。”；“个人崇拜就是邪教”——这些9个月前摆在大小报摊上的白纸黑字，现在看来还是那么让人神经绷紧。而9个月前，环球的兄弟们没有人神经发紧，大家都在争相发飙。
最后一期环球报道的出版时间是2003年3月10日还是17日，现在已经记不准确了。只记得停刊前一周的报纸，即载有《李锐访谈》那期，推迟了一天出版，本应周六早晨就上报摊的，延至周日才出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似乎有不祥的消息隐约传来。以至上海站的兄弟们在周一的例会上开始心事重重，面带狐疑，当天连老板赶紧在内部BBS上安民告示：各位同人无须惊慌。解释推迟的原因是《南方周末》的24版朱榕基刚刚出来，集团需要时间等待反弹并观测风向。
这种凝重的气氛并不妨碍北京站的弟兄们在周一评报会上喜形于色，依稀记得原话是：
“这篇文章能顺利见报，让兄弟们万分振奋。这是14年来大陆报刊上最具勇气的一篇公开报道。争取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争取见报，是兄弟们能够忍受千难万难，依旧坚守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最大动力。”
上海站负责人老金说，这期报纸出来后，和他住在一个小区里的朱学勤先生连夜来敲门，说这样搞不行，太猛了，马上会死掉。
《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黄钟兄打电话来说，不要太张狂了，估计他们现在是忙着权力分配，无暇顾及你们而已。两会一结束，马上就要打屁股了。
就在这种怪异的不祥气氛中，我只能老老实实按照既定方针办，去上海市委组织部寻找我的采访对象。这个自1949年后出了无数手眼通天大人物的要害部门，其实并不在传说中的高安路，而是在湖南路上的一家隐蔽宾馆里办公。
费了不少周折赶到这个抽水马桶此起彼伏轰鸣的衙门，办公室主任是一个年轻又有几份帅气的家伙，听到我这个既没有记者证也没有介绍信的不速之客说明来意，脸上浮现出浅浅的惊奇。拿着名片到隔壁办公室去了，顷刻和蔼可亲的出来。
“欢迎你来采访。不过我们认为，您最好先和庆红同志办公室联系一下。有曾办的指示，我们才好说话。”
这一招真是高，高家庄的高。
和这个“高”主任握手道别，我在他目送下走进电梯下到一楼，想想不甘心，又从楼梯口老老实实爬到5楼。找到一块挂着《组织人事信息报》编辑部牌子的办公室，一头撞进去。
这是个意外的收获。这个曾庆红在1986年一手创办的全国人事系统第一家报纸，以倡导改革领在当时领全国风气之先。参与创办的老人们虽然已经风流云散，却还剩下一个自始至终没有挪窝，现在是该报的副总编，对以向前辈虚心取经名义前来的我丝毫没有防范之心。
在录下整整三盒录音带后，我得意洋洋的赶到上海图书馆，把几大本纸张发黄的灰扑扑《组织人事信息报》合订本尽数借回家。
在嘈杂的车上，突然接到广州总部的电话：报道计划暂停，先不写稿。一股冷意从脊背处冒出。后来才知道，同样奔忙在上海滩跑黄局的老朴，盯吴的耗子，在贵州采访胡总司机的李，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你们这样搞，是要把人家的祖坟刨出来。他能不要你的命？”在停刊后的学习总结会上，一贯老成持重的老金总结道。
2003年12月10日北京
[二]发飙
周四接到电话，周五全站召开全体会议。传达总部报纸暂停出版通知。
屈指算来，这个时间正好赶上两会结束。黄钟老兄一语成谶，他们动作甚至比想象的还要快。
至此，编辑部原定在两会闭幕之日推出40版报纸外加18版政治人物号外（9个常委每人两个整版）的报道方案算是彻底夭折。
上海站这时刚刚从汉口路300号23楼《21世纪经济报道》的办公室搬出来，到21楼和《南方周末》为邻，第一次有了自己明亮整洁的办公室。
到10月我离开申城北上时，这个办公室已经是满地狼籍尘扑扑了，老金精心布置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 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的前台标牌也已经残缺破损，让人生出无限伤感惆怅。这是后话不提。
在这个据说比总部和北京站都要阔气的办公室里，可怜仅仅出了一期报纸。随后便是每周要求进行的政治学习和业务讨论，高速运转的采访编辑出报车轮突然停了下来，大家都有点不适应，于是隔三差五的成为冯小刚笔下的成功人士——每天睡到自然醒。
我慈祥可爱的丈母娘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偷偷向我内人打听，到底女婿上的是什么班，只要在家里睡觉就可以了。
现在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上海站10余人拉拉杂杂的从各个旮旯拥到汉口路3 0号，几乎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危险随时会降临。
此前的我正在沪上编一本破杂志，常务执行副主编的头衔就象妇科级干部、资深助教的ID一样可笑。而南方报业的光环，是每个媒体人和我这样子的半吊子媒体人心底无限仰望的。
这份2002年5月31日刚刚创刊、每周六出版的周报，挟914南京汤山中毒案和16大的报道余威以雷霆万钧之势冲荡着一帮可爱又复可怜的的媒体人的心。
现在还记得安替兄把美联社拍摄的市民争睹《21世纪环球报道》的照片转发到内部论坛的得意洋洋。
安替完全有理由得意。在南京汤山中毒案件中，《21世纪环球报道》是唯一赶在新闻封锁前做出四个整版的报纸。大字标题《警戒汤山》让当时还是读者的我兴奋不已。
正如连老板后来所评价的，正是这次报道使环球报道一炮打响，发行量和影响大幅上升。
如果说汤山中毒案的报道还有偶然性的因素，正好南大新闻系的实习生小金在封锁前赶到了汤山现场，正好周末出报避开了周一的新闻封锁令，那么后来的16大报道以及相关报道就更让人双眼发直了。
关天的依然猪脑壳兄说起北京站段宇宏兄的《亚洲英雄为何令政府部门紧张》，眼冒绿光，直说不可思议，这种被有关部门羁押逾月刚刚放出来，和前前总书记并称“亚洲英雄”的敏感人物，也能公开见报？
创刊时《21世纪环球报道》奉行的“新闻全球化”理念其实此时已经悄然引退，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削尖脑袋做时政新闻，做最猛最快最牛比的时政新闻。
连老板言必称《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后来听说，21报系教父沈灏已经将报纸理念调整为“记录世界时事风云，见证中国政治文明”。16大报告里提到的“政治文明”一词遂成为《21世纪环球报道》的新闻鸦片。
没有人意识到，其实我们一直在发飙，一直在闯红灯，一直在超速驾驶，一直在禁鸣路段鸣笛不已——其实这些早就一一记录在案，新闻警察早已经在监视器前冷笑不已了。
2003年12月15日北京
[三] 奸尸
在河南驻马店某县出差一周，却始终无法上网。仅仅因为一个刑事案件，这个县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网吧，当地人说，这些网吧老板都已经变卖了机器改操他业，看来是知道肯定不可能复业了。
一个县居然找不到一个网吧，估计这在全国也是罕见。任何时候，除了暴力，这个政权似乎总是习惯于用谎言来维系统治，用王小波的话来说，这统治的伎俩也未免太贫乏了一些吧。这不仅让我想起环球报道此前做过的一则报道《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成功开发出世界领先水平网络过滤技术》，作者也是段宇宏君，段君现在已供职于《新京报》，这是后话不提。
回到北京，网络上下早已经是哀声一片。重庆开县12。23事故的人数已经由23日的8
人飚升到191人（到今天已然是243人）。突发事件和灾难新闻向来是考验媒体实力和水准
的重要标准，此时的我，又情不自禁的想起倘若环球报道还在，该如何安排报道，前方如
何突破后方如何跟进，兄弟们早该已经摩拳擦掌了吧？
《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后，实际上大家的心情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般惊惶，开始
从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在明确无误的暗示，停刊只是暂时，大家需随时做好准备复刊的准
备。SARS一役首仗虽然已经错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4月20日后北京政局的风云突变），两
会一役虽然匆匆收尾，但海湾战云密布，美伊战争一触即发，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编辑部的同人们还在反复演练打起来的时候如何出号外甚至办日报。北京站的安替和
上海站的姜兄早已经盘旋在伊拉克驻华使馆门口绞尽脑汁弄签证了。
但这次环球报道的战地记者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盘桓在约旦正向巴格达进发的安替，身份一日三变，开始是《21世纪环球报道》战地
记者，兴奋的他在西祠胡同四处蹦达，逢人就兜售即将成为战地记者的疯狂，随即接到指
令，身份转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得再提《21世纪环球报道》，再随后传说发稿
只能署名《舰船知识》特约记者。在底格底斯河畔和阿拉伯兄弟晒了几天太阳，在关天茶
社和锐思评论发了几篇帖子的他，最后只好无比悲愤的转途香港打道回国，顺便在凤凰卫
视露了一小脸。
和整日在中国驻科威特使馆门口呆坐，欣赏民工闹哄哄示威要工钱的姜兄比起来，安
替还算幸运。姜兄系北大法律硕士出身，舍弃外交部国际司的大好前程来到环球，此番前
行，本来被上海站的兄弟们寄予厚望，希望他借机从集团内部搜括到诸如IBM笔记本、海事
卫星电话、600万像素以上的长焦距相机等重型装备，好好武装一下上海站。
“好不容易在北京站搜括到了一个300万像素的佳能家用相机，那么短那么小的一个
家伙，在科威特联军新闻中心全球记者林立的长枪巨炮中，我都不好意思掏出来，光新华
社的同人们就该笑翻了。”3天前，在《东方早报》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提起这件事情，姜
兄还悻悻不已。
甚至盘缠都不够，自己找朋友借了几千美圆才登上飞机的姜兄，也在弹尽粮绝之际回
到上海。
但他此番出行也非全无收获，携回来的一个防毒面具，后来被已经供职于《了望东方
周刊》的老朴携到重庆开县井喷现场（了望东方此次系列采访异常精彩），究竟还是为环
球遗民立了一功。
事后想起来，其实大陆媒体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比拼战地记者和一线报道的含金量，恐
怕就始于此时。
终于炮声响了，但看来海湾战争也是势所必然的要错过了，看到兄弟媒体大做特做，
大家平常不屑一顾的《环球时报》、《世界新闻报》、甚至《国际先驱论坛报》也在大版
大版的做，心痒难熬，心疼不已。安替说“恨不得去暗杀某人”，正是彼番心情的真实写
照。
真真假假的消息无数：
传美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对《21世纪环球报道》被停刊表示深切关注；
又传VOA报道，胡亲自过问《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事宜，将于5月复刊；
李老板兴奋的在MSN上发来指示：大家做好准备，复刊指日可待！
乃至两会结束，上海站的兄弟在23楼会议室集体收看新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直播，看
到了有人问起前前总书记，看到了新任总理滴水不漏的太极拳，内心里万分紧张，暗暗希
望有外媒问起这个问题，看当局如何应答。
而此时兄弟们还在激烈的为改版后的48版大报争论不已，从宏观到技术，从文体风格
到采写原则。
“我们要办的是一张有观点的新闻纸。”
21报系总部发来传真，对驻沪两大巨头刘晖和老金的工作做出安排。刘被抽调回广州
总部担任《21世纪环球报道》改版委员会主任。
沈灏又一次调整办报理念，“改版后的《21世纪环球报道》宗旨是分享全球智慧。”
实际上还有半句，叫“洞见中国未来”，沈灏说，先不提，需相机行事。“政治文明
”这个词汇，从此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语境中消失。
关于报道基本面，对此前“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视点”原则继续遵从；在选题拓展上，
沈灏强调需引入更多分析工具，如法学和社会学。
关于文体风格，是继续坚持此前环球报道一直秉持的零度情感原则，还是回归以南周
为代表的故事体风格，有极大争议。
半年后的某天，当我在凯瑞大酒店听到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谈他的新作《语态
：改变电视的十年》时，这才明白，实际上这个争议不管是在平媒还是电媒，在国内还是
国外，都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半年前的某天，当我在汉口路300号解放日报大楼的电梯里碰到一位南方报业的兄弟
时，这位同人贼笑兮兮不怀好意的问道：“环球还没有复刊啊？你们还在那里奸尸吗？”
2004年1月3日上海
[四] 默杀
被人当作了奸尸犯，郁闷无比。
“奸尸？奸尸总比鞭尸好！”——一位同人在内部BBS上这样自我解嘲。
在重庆出差回来，为了赚谭伯牛兄的新作《战天京》，把新任文化奸商舞雩等骗过来
吃喝。席间一位曾经在秘密部门工作过的朋友大谈薄熙来奉调进京的各种背景，有分析有
佐证，头头是道，见我等听得津津有味，舞雩纳闷道：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干系啊？
殊不知当初对《21世纪环球报道》自上而下的同人来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新闻关
注点。此类代表作便是《共青团干部集中出任要职》，作者是此前供职于残联旗下半死半
活的《华夏时报》，此后栖身于中国《新闻周刊》的韩君福东。这篇文章后来也被疑为肇
祸罪证之一。
所谓见证“中国政治文明”，后来停刊总结经验教训时，有个近乎玩笑的说法：如果
说环球报道广州总部是坐镇南方总揽中枢的话，上海站要注意不要把头老是往康平路围墙
里伸，北京站也要注意不要老趴在中南海的围墙上探头探脑。
席间谈起台湾大选局势，想起刚刚在视频上看了半个小时连陈现场辩论直播，出身美
丽岛事件辩护律师的阿扁（类似于今天给杜导斌案辩护的莫少平、李健强诸律师），辩才
无碍，辞锋咄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几人忍不住嗟叹海峡两岸民主进程的判若云泥，也许民主自由宪政更多的时候是一种
气氛，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全民共同参与的益智体操。当政治家被迫以各种方式和选民亲
近，与对手博弈，进行种种路演和造势活动时，对政治的神秘也自然作了几份世俗的民间
化消解，对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更多了几份直观而朴素的感觉，也就不至于产生大权独揽
后一览众山小的自我膨胀式晕眩。
《21世纪环球报道》搬到新办公室后，正值上海新任市长上台，而泛蓝阵线某要员访
问大陆途经上海，上海站采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帅哥对帅哥：韩正应会马英九》，似乎就
是这种对国际新闻的刻意民间化消解，作者即是前文所述的姜君。
2月18日在重庆机场候机时，随手买了一份《青年参考》，这份中国青年报社旗下的
周报，以走国际新闻路线为主，《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后，曾操刀汤山中毒案报道策划
的李君北上出任新闻部主任，和我的郴州老乡魔鬼教官搭档打理这份报纸。青年参考很快
在版式风格上呈现出鲜明的〈21世纪环球报道〉特色，然而以编译为主的资方要求使内容
方面不得不大打折扣，和环球报道徒然貌似神离。
不料这期青年参考，让人括目相看，俨然有当年环球报道的风采：头10版内容都是翔
实的硬通货，三版居然将《联合报》的大选形势报道悄悄搬来，虽然还是编译，但内容扎
实耐看，特别是关于连陈的辩论内容（阿扁说国民党和公蚕党合作谈判一共六次，每次都
大败而回，所以公蚕党特别希望国民党上台与他谈判。这种挖祖坟式的辩论真是嘲讽入骨
，不知连战如何应对）。后面对台湾报业发展史的梳理以及对媒体春天的乐观预期，更让
人读来平增振奋复又担忧。
回京后和李君联络，果然得知该期报纸已被勒令部分收回，正在等待处理结果。
正在等待处理结果——估计对于《青年参考》来说，这样的结果肯定不会等待太久。
而对于2003年3月10日后21世纪环球报道那帮热忱而又骚动不安的家伙来说，谁也没有料到
这个等待居然是等待戈多，到现在堪堪一年，依然没有任何明确而正式的处理消息。
开始还是在积极做复刊后的48版大报改版准备，3月下旬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悄
然刊登了一小条启事：《21世纪环球报道》因改版暂时休刊——这是南方报业集团方面至
今为止对环球报道停刊事件所作的唯一公开解释；
4月下旬，北京局势大变。一直在致力于创办广东人文协会的宋先科君联络连老板等
，发起了全民抗击萨斯公开信签名，我和部分同人参与了这份公开信签名。这封公开信的
部分内容后来在《华盛顿邮报》上头版刊出，引发一些争论，后来此举被诟病为导致环球
复刊发生变数的原因之一，估计也是在巴格达的安替对《环球时报》的西西弗斯君语之以
“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新闻事件”的原因之一。
五一长假后，南方报业集团网站上的《21世纪环球报道》电子版链接已经打不开了。
五月上旬的复刊计划马上被证明是“过于自信”的美好预期。接下来计划马上调整为整理
“国故”，准备将此前部分报道收录起来，大家再分头写作出书——看来是做打持久战的
准备了。
书名暂定为《利益中国》，分政治卷，经济卷，文化卷（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1998年那本著名的《政治中国》）。按照发包原则，包工头给我分的是中国大陆军事问题
，近2万字，包括海陆空三军以及战略导弹部队的现状与未来展望，其他兄弟分到的也全部
是宏大无比的领域。于是连夜提了条麻袋，从关天谈兵第一人赵楚老兄那里搬运回来近40
本各色军事著作，两周内交差——这本书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估计还在整理中，既然是
持久战，自然会拖得越久越好。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写作者基本上都可以意淫一把，在各自的章节中把自己代入过一
把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发改委主任以及文化部长的干瘾（估计这应该是报社给大家发的最
后一次精神福利）。
进入7月，关于环球报道复刊的消息突然音信全无，此前悄悄流传的集团老总正在上
层运作、集团和广东省委以及宣传监管部门的三方博弈等多多少少能给人以安慰的消息再
也没有下文。不祥的阴影开始扩散，如同刚停刊时的心境，大家渐渐觉得凶多吉少，依旧
在艰难等待，苦盼时局出现转机。
进入8月，几个签约的兄弟一起参加上海市宣传系统资格考试（这就是新闻出版署搞
的所谓正规化记者资格准入制度，在此前的一周课程上除了听复旦大学的童兵教授说了几
句真话，大意是对上海当局宣传政策的委婉批评，几乎是一无所获）。在考场上翻开新闻
出版署编的出版管理法规，蓦然发现：“如报刊杂志停止出版达3个月，则需重新申请刊号
。”心底已经是明镜似的，这份曾经雷霆万钧的报纸是不可能复刊了。
8月中旬，连老板来沪和大家话别，传其已经削发明志，见面后果然发现这位闽南老
兄一头长发已化成板寸——5个月后的2004年元月，见到来京出差的朱君，这位曾经和我一
起夜探法航飞机浦东摔人现场的老弟，现在供职于《了望东方周刊》，据说和连老板相反
，蓄发明志，此前的短发已经变成一头狮子般的长发。
著书都为稻梁谋，新闻民工也是要生计的。于是北上的北上，东征的东征，大家从痴
痴的等待到陆陆续续的走人，汉口路300号21楼的办公室里渐次蒙上尘埃。
是停还是复？停是如何停？复是何时复？是忍辱负重的苟活以图将来还是慷慨激昂的
烈士引刀一快？等待了半年多，最后的结果居然两者都不是：既不让你好死，也不让你赖
活，就此不动声色的拖垮你，让你在希望中走入失望，从失望中坠入绝望，最后风流云散
各奔西东，此谓之没名没份的默杀。
2004年2月23北京
[五]尾声
据上海记者站首任协调人、妇科级干部、著名媒体活动家老朴考证，《21世纪环球报
道》准确的停刊时间应当是2003年3月13日。
堪堪已经一年，上海站和北京站的兄弟们都在准备忌日集会，所谓集会，腐败而已。
回想这份给我的新闻民工生涯打上深深烙印的经历，这份“9个月内从零做到20余万
份发行量”（连清川语）的短命报纸，为什么如此迅疾的走到终点？竟有几份茫然，呐呐
难以成言。
南方报业旗下很多赫赫有名的报刊前身都是汲汲无名的野鸡报刊，无他，旧瓶装新酒
，取其刊号而已。执国内经济类报纸牛耳的《21世纪经济报道》前身是《广东价格报》；
风靡所谓中产小资的《城市画报》前身是《花鸟虫鱼》。一直不知道21世纪环球报道的前
身是什么，但前身是什么显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定位。
从集团布局的角度考虑，环球报道的定位应该是做国际新闻，把复旦国际新闻专业毕
业的连清川安排过来主管环球业务，显然就是这般考虑的。地方媒体以做国际新闻为主攻
方向，是欲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天然垄断的国家级恐龙那里抢食，
思路不可谓不大胆。
环球首先打出的旗号是“新闻全球化”，但很快发现在硬件上制约太大，无法达到在
恐龙嘴边抢食的目的。汤山中毒案件的成功操作，使报社意识到既然新闻全球化，国内重
大新闻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国际新闻，再进而推理之，中国的时政新闻永远是国际社会
关注的国际新闻。如是，环球报道剑走偏锋，突出时政，突出环球视野当中的中国视点—
—以色列爆炸了，去福建采访受伤的外劳民工家属；中东危机，去义乌采访生意受损的阿
拉伯商人。
这种操作模式原也使得，最大的作用是卓有成效的拉近了读者和新闻的距离，远在天
边漠不关心的国际新闻一下子成为近在身边必须关注的有效信息。
读者关心则报纸好卖，这个简单的道理有一个更简单的衡量的标准：我所在的小区门
口有两个报亭，每次只要看摊主把同类型的几份报纸在报亭上如何摆放排列，就知道这期
报纸在他和读者心目中的阅读预期。开始时环球报道是压在世界新闻报和环球时报下面的
，后来渐渐环球变成上位，把其它紧紧压在下面。
当时有一句玩笑，南方报业集团里《南方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自然是老祖
宗，《南方周末》是儿子，沈灏和刘洲玮都是南周出来的，所以《21世纪经济报道》是儿
子办的，辈分当是孙子，《21世纪环球报道》的领导层又主要来自经济报道，辈分最低，
非曾孙子莫属。
对《21世纪环球报道》来说，做曾孙子反而变成一个有利优势（辈分低当然也有一个
最大的劣势，就是在整个报业集团出问题时，容易被拿来做牺牲品丢卒保车），所有人事
纷争派系斗争都被报业集团和母报《21世纪经济报道》遮蔽住了，得以轻身前进。
优势如此明显，问题出在哪里？
高歌猛进时，急剧扩张时，上至集团高层，下至环球管理层，从来没有人作过风险预
测和评估，更没有新闻环境的情报预警系统。这个管理层上的制度缺失，不但使环球报道
中道夭折，还使它死得不明不白稀里糊涂；不但使环球报道死得稀里糊涂，还使整个集团
时不时付出完全可以尽量减少的代价。
天意从来高难问。的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环境从来难以预测，从1998年的小阳春到
2003年的小阳春，很容易让人麻痹让人过于乐观。2003年3月环球报道停刊前夕，我在上海
采访萧功秦先生，他就曾经对形势得出非常乐观的判断：民主化的春天就要到来。事后证
明，真如我那个韶山老乡所言：不须放屁！
但纵是如此，有这个风险预警意识，至少可以避免上一期出来《李锐访谈》这样的猛
稿，下一期连着刊《人民政协的未来》这样的社论，《民主党派的参政之路》这样的评论
（作者是刘军宁先生），直到硬生生的在骆驼背上添上最后一跟稻草。
忽然想起2003年的元月，在杭州出差，晤温克坚、见森诸兄，在坐有位浙江大学的博
士生周同学。正好彼期环球报道3版有篇报道标题为《民主党派发挥参政作用》，编辑误将
“派”字漏了，遂成触目惊心的《民主党发挥参政作用》（评报会上已发现此点）。这位
周同学见到报纸，坚持认为是我们故意这么做的，“你们的目的肯定是用来试探当局！”
现在再说这些，直觉心下悲凉无比。那时节，那气氛，让人欲说好休。
风头正劲的报纸因非市场的原因停刊，是南方报业集团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
个事件直接导致21报系扩张步伐的放缓（所幸《21世纪经济报道》一直步伐稳健一枝独秀
），并间接影响到南方报业集团和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合作办《东方早报》的进程。
沈灏原本雄心勃勃要办日报，《东方早报》的原中层以上领导多来自南方，传沈灏当
时拟任社长，广告词都想好了，谓之“日出东方，大利中华”，其气势其野心可以想见之
。这次合作以南方报业全面撤出告终，此后没有了外来新鲜力量冲击的东早遂苦苦挣扎于
上海滩的红包+马甲袋新闻的媒体酱缸文化里，至今仍是不死不活景况。
现在《东方早报》的〈大都会〉版块原来就是《21世纪环球报道》改版中的版面规划
之一；
不得不提一句的是，此次停刊，还累及另外一份和21世纪环球报道共同一刊号也共同
一办公室的《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中道夭折，明星周刊由著名专栏作家黄爱东西亲
身打理（《城市画报》的木子美戏称她是爱黄东西），是我所看过的最具专业精神也最具
成长性的娱乐周报。
仅举两例说明之，一是该报的摄影记者，为了抓拍吴大维和赵薇在钱柜KTV的亲热镜
头，寒夜潜伏于复兴公园的灌木丛中达数小时，此等专业精神堪比革命先烈邱少云；二是
该报资深记者奇奇女士，垄断了蘧美凤女士在大陆所有媒体的发言管道，也就是说倘若蘧
要对大陆媒体放话，一定先找奇奇。
再补充一点，我太太不爱看刊有她先生文章的《21世纪环球报道》，但一定要求我每
周从办公室给她捎回《明星周刊》。
《21世纪环球报道》和《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这两份同一刊号的周报，我们
私下简称“二球”。
明星周刊停刊后，北方某协会马上折腾出来另外一份明星周刊填补市场空白，然许是
南橘北枳，彼明星精神气、色香味都不复此明星风采。黄爱东西率明星旧部移师上海，打
理新闻午报，此谓之继东早后的悄然东征；
环球报道停刊后，《南方都市报》从21报系手里接过报纸扩张的重任，2003年11月1
1日，和光明日报在异地产下的私生子〈新京报〉呱呱落地。此谓之公然北伐。
“二球”众人风流云散，有的就近搬家，到隔壁《南方周末》上海站（如初揭上海地
产黑幕的《一个上海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作者陶君）；有的到《东方早报》和《外摊画
报》（此两者都多少和南方报业有渊源）；有到新华社在上海办的《了望东方周刊》（周
刊老总姜军先生系新华社原国内部副主任，极具想法，环球上海站先后去了三人）；有到
《新京报》的；有的南下，为《凤凰周刊》效力；英语好的破格晋升了高级职称，到纽约
时报北京分社荣任研究员；区区如我则北窜京城，改行做了媒体圈内被目为最浅薄的电视
民工。
巨酋兼匪首连清川则漂洋过海，到哥伦比亚大学做传播学访问学者。
尤记公元2003年8月，在汉口路300号500米外的银树酒家，《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
站诸人狂呼痛饮，刚刚从厕所窜出来的朴协调一拳将墙壁砸了个碗大的窟窿，已经削发明
志的连清川一手端杯，一手乱舞，大家齐声吆喝，狂呼酒令：
井冈山的红旗飘啊！
阶级敌人在磨刀啊！
几把刀啊？
几把刀啊？
2004年2月24日完稿。北京。 就“《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专访李锐
作者:不详 中国政治学200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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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环球报道》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
特约记者 王永治 发自北京
2月20日下午，86岁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在北京家中接受了《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谈了一系列敏感话题。
曾经打算联名写建议书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去年十六大前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第1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
题发表，具体情况怎样？
李锐：《炎黄春秋》发表时，将最后一段删节。我先讲讲这个意见书的过程。我们有些老同志，平时碰面时很关心当前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十五大我不是做过长篇书面发言吗？十六大要召开了，因此就想到再写个东西。曾经打算找几个中顾委委员、中科院院士，联名写建议书。后来考虑这个方式是不是好？各人有意见还是各人提吧。
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到，鉴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导致文革浩劫，邓小平于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报告，认为过去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但讲话被人所阻，没能贯彻下去，这人是谁？
李锐：当年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信中我是写了名字的，即胡乔木。那时出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事情，他坚持“左”的立场，趁机做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小平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
李锐：十五大的书面意见中，我曾建议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到七个问题。包括胡耀邦辞职问题，我讲这么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据说，第三代领导接班的时候，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
（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40年代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认为在经济上小平是抓得很紧很正确的：“不要问姓社姓资”，“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很正确。试问：不搞市场经济，不进入WTO，中国经济怎能出现当前的局面？小平在经济上坚决反对过去“左”的一套，看到苗头不对，才有1992年的南巡嘛，将经济滑坡向左转的局势挽救过来了。
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领导体制上，他认为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七嘴八舌，没有一个权威是不行的。
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所谓三权分立，他是坚决反对的。“清除精神污染”匆匆停止后，又接受“左爷”建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
中顾委没有解散的时候，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有一年，薄一波还传达过小平关于权威主义的讲话。
这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大概小平是赞成李光耀那一套的，认为没有权威不行。胡耀邦辞职，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不改革上出了问题。
1980年小平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是由于当时李维汉跟他一次长谈，讲我们过去的问题还是封建专制主义。
毛搞个人崇拜，专断独裁，根深蒂固，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实际上苏联垮台，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独裁所致。
为什么那篇文章又置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我十五大那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建议得到高层回应
《21世纪环球报道》：你们认为《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新的中央领导所接受？
李锐：我的建议，好像接受得比较普遍，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必须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证明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现在传出来，中央领导都赞成这种意见。这当然给大家一个希望。
常委任期5年，十二大后已经解决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中央常委任期5年，连任一届。有实现的可能吗？
李锐：这实际上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十二大后已经基本解决。后来小平退出常委，已经身体力行了。胡耀邦早就讲过，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来。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还提出领导干部不能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
李锐：我认为这个不太好。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退嘛，实际上把人大、政协变成很次要的岗位，只有党的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对现在各省、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怎么看？
李锐：兼任的利弊到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如果把人大当作立法机构，它区别于执政，那么一个地方党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还是可以的。如果为了一把手说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将来还是要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有可能吗？
李锐：这个很难讲，也许有这个可能。5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变化。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即逐步实施宪政，当然有希望。
《21世纪环球报道》：有报刊讨论人大和政协实行代表职业化制度，您认为其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锐：现在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数太多。人大是立法机关，代表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当然，代表要代表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都得有。如果难以一下子改变，那么人大常委会常任制，实行职业化，应该好一点。
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不合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关于司法独立，目前议论比较多，党委直接干预公检法的事很多。您怎么看？
李锐：政法委是党内机关。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是不合理的，等于党直接干预司法。十四大还是十五大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我们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讲来讲去，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党。这个不改善，一切无从谈起。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触过执政党和一党执政好不好的问题。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六个措施，其中提出搞《政党法》和《参政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锐：就讲一个问题。现在搞这么多干部，都是吃国家财政饭。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要搞清楚。
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我的意见书开篇即说：“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日益盛行。”
毛泽东七大讲话未公开的内容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出要破除民主党派只任副职的陈规，可能吗？
李锐：民主党派任副职，实际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个摆设。任正职就不同了，有个责任问题。在开国之初还有民主党派任正职。但后来就没有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到“文革”就更不用讲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
《21世纪环球报道》：这么说，反右并不开始于1957年，实际上酝酿于延安时期？
李锐：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最近，答罗稷南问，“鲁迅反右时处境如何” 的答复揭露出来后，大家对毛的作风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决不放过一个“异己分子”。（注：罗稷南当年与赵丹、黄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请。宴会中，他问主席，如果鲁迅活着，在反右运动中会怎样，主席回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黄宗英在会议记录中对此有专文记载。）
这个问题，我1992年写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9万多字，说得比较清楚。当时《桥》杂志整期刊登，后来收到《李锐反“左”文选》一书里。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
《21世纪环球报道》：还是在十五大的书面发言里，您当时认为中国面临七个危险：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依旧存在；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自己难以监督自己；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左右社会的力量出现；国外威胁；香港与台湾问题；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人多而素质不高的问题。现在，这七个危险是否依旧？
李锐：最大的危险是人治。只谈一件事情，现在全国错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经济案件。有一个省的一件经济案，牵扯到香港的投资。上一届的几位省领导，将案件材料寄我，让我转交中央有关领导处理。从1998年开始，直到现在，转上去十几次信件，由于牵涉到现在的省领导，至今解决不了，错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
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我为什么在十六大建议中引邓小平的话呢？他1941年撰文说：“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那时公蚕党没有得天下嘛，小平讲得比较合理。此文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议的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教训，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估计何时能搞呢？
李锐：那要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当然，教训都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不做出这个决议也没有关系。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这些建议的突破点是什么？
李锐：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谈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20周年。他在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
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
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
对毛泽东继续造神，对党史继续造假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1980年10月参与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国际国内都没解决好。您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锐：1989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至今并未衰竭。如有关宣传毛泽东个人的各种著作，现在不下几百上千种。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还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
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
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
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
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21世纪环球报道》：继续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像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的问题？
李锐：不会，毛泽东的正确东西不会丢。中国的农民不会起来推翻公蚕党。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比较照顾大局。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同过去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同过去毛的时代也相对不同了。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
《21世纪环球报道》：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会不会导致洋务运动的后果？
李锐：也不能说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改革。比如现在我就可以这样自由讲话。人大、政协还有不同的声音。估计各级领导到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有进步。
过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周恩来都难有发言权。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就导致了那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干部四化”以后上来的，尽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是改革开放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全国一多半了。
不过，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治的问题不变，经济上也会有问题。腐败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为基数的县以上的干部犯罪，省部级干部犯罪，已经上百了。这真不得了。问题就是领导的权力太大，党和国家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尤其舆论一律，没有舆论监督。
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
资料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摘要
关于党的民主化：
一、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废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
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政法委是党内机关，
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
一、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
等。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
四、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并恢复农会组织。
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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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给中央常委的建议得正面回应
《21世纪环球报道》特约记者 王永治 发自北京
2月22日下午，李锐在书房改完记者的专访稿，送记者出门时说：“我是倚老卖老。我都86岁了，别人还能把我怎么样？”
这位86岁的白发老人曾经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因为一贯直言犯上而遭受8年牢狱之灾，也因此为人尊敬和关注。
他最近“倚老卖老”的举动是去年10月在十六大召开前，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送上一封建议书，题目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3500字左右，对党的民主
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各提了5点建议（见资料）。
随建议书，附上他2000年撰写的2万字的回忆文章《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和中央党校一位教授的文章。十六大上，列席会议的李老在小组会上宣读了这个建议书。十六大选出新的中央常委后，李老也把建议书送上一份。
今年1月4日出版的本年度第一期《炎黄春秋》月刊，将李老的建议书略加删节发表，题目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李老的建议于是被社会广泛所知。
《纽约时报》1月8日报道说：“这很可能是中国要求政治改革的最新信号。”
上面领导颇赞同我的一些说法
李老建议的主要观点是：“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
李老2月20日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专访时说：“上面领导颇赞同我的一些说法。”他跟记者聊天时透露，有位老同志转告他，中央主要领导看到了他的信，颇有赞同之意。
《炎黄春秋》编辑部没有受到压力
《炎黄春秋》月刊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主要发表有关党史的回忆性文章，在老干部中有广泛影响。其顾问和特邀编委都是些有名望的老干部和学者。
该刊执行主编吴思先生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刊登李锐文章的经过。
十六大后，杂志社组织李锐等特邀编委召开座谈会，商讨怎么办下一期杂志。会上，李锐念了他的建议书，并给杂志社留下一份。杂志社删节后发表。
吴思说：“当时也感觉到此文敏感，但发表时机比较合适。”他说，文章发表后引起主管部门注意，但有关领导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有位副部长说，这种事（指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在研究。编辑部没有受到明显压力。
该期杂志还刊登了两篇呼应李锐建议的文章，一篇是对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专访《任仲夷精辟解说“三个代表”》，一篇是社长杜导正199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而写的《民主也不能不急》。
任仲夷说：“依法治国只有一条，对于法律，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
杜导正提出4点民主措施：一、废除等额选举制。
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四、一旦条件成熟，党中央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
有读者喊“万岁”
李锐对《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说，文章发表后，他接到很多熟人的电话和陌生读者的来信，赞赏他的勇气，赞同他的观点。有的读者在信中竟然叫他“万岁”。说到这里，李老大笑。
合肥读者邵鹿1月21日致信说：“阅读两遍《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更加发人深思，也深信这一建议乃是医治我国政治病症的良方。只是‘良药苦口’，能否被接受，难说。”
国外和港台媒体对李老的文章也格外敏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法国电台、德国电视台、香港亚洲电视台等都加以报道和评论。
《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特意电话采访了李锐的老友李普和李慎之的看法。
李普是原新华社副社长。他说：“李锐文章很好，海内外反响不错。但我对解决党内民主化的问题仍有疑问。现在关键是开步，迈出第一步以后再谈别的，要慢慢来。”他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维护宪法的谈话，就是很好的开始。
李慎之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认为李锐的建议与党的立党原则有冲突，恐怕难以实行。
李锐听到记者转述的老朋友的意见后说：“我们还是站在公蚕党的立场上讲话，希望公蚕党搞好了。”
病后初愈接受专访
2月20日下午3点，《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应约来到北京木樨地李老家中。李老身板硬朗，气色不错，但言语间仍有感冒后的疲惫神态。他的老伴还在客厅里煮了一小锅醋来消毒。
访谈中间，李老不厌其烦地去书房给记者找材料。所谈话题无所顾忌，谈到会心处就大笑。当《21世纪环球报道》特约的摄影记者提出摆几个摄影姿势时，李老也由其“摆布”。他怕冷，但还是到露天阳台上站了一两分钟。记者告辞时已经是4点半了，比约定的时间多了半个小时。
送记者出门时，他说：“你们也许能看到中国比较好的前景。不该有信心吗？”
吴思的书我喜欢
南方报业旗下很多赫赫有名的报刊前身都是汲汲无名的野鸡报刊，无他，旧瓶装新酒，取其刊号而已。执国内经济类报纸牛耳的《21世纪经济报道》前身是《广东价格报》；风靡所谓中产小资的《城市画报》前身是《花鸟虫鱼》。一直不知道21世纪环球报道的前身是什么，但前身是什么显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定位。的确如此，所以可以说南方报业是一个挺传奇的媒体机构
but《城市画报》的前身是《广东画报》，不是《花鸟鱼虫》
虽然自沈君撤手不理《城市画报》后，少了一批高姿态的读者，
但《城市画报》依旧有着不可取代性 我爱《21世纪环球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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