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小学课本里的「共匪」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国语课本里就开始提醒孩子「共匪」的可怕，不过一开始还用温馨诉求。这是小瓜呆姊姊小学二年级读的课文，国语课本第三册第二十一课＜把共匪赶走＞：大年放学回家，爸爸也从田里做工回来。
妈妈把饭菜摆在桌上，大家坐下来，吃得很高兴。
爸爸说：「现在大陆的同胞，大家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我们要在蒋总统的领导下，早早反攻大陆，把共匪赶走，使大陆上的同胞，也能够吃得饱，穿得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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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课也用温馨方法。这是小瓜呆姊姊小学二年级读的课文，国语课本第四册第二十一课＜送衣服给同学＞：
冬天到了，天气渐渐冷了。大年的妈妈忙着给他缝棉衣。
过了几天，新棉衣做好了，大年穿著上学校去。
大年走进教室，看见新民还穿著夹衣，好象很冷的样子。
大年问他：「天气这么冷，你怎么不多穿点衣服呢？」
新民说：「我是从大陆上逃出来的。我家的东西，被共匪抢光了。现在没有前添做衣服。」
大年回家以后，就请妈妈做一套棉衣，送给新民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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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国语课本里就开始对孩子直接说明「共匪」的可怕。其中有一课描写匪干与农人的故事很有意思，这是小瓜呆姊姊小学三年级读的课文，国语课本第五册第十三课＜好人活不了＞：
有一个年老的农夫，一生勤劳，省吃俭用；最后种到八十亩水田，生活过得很好。他时常拿出钱来修桥铺路和救济穷人。
后来共匪来了。他们高喊着「穷人翻身」和「清算斗争」。有一天，许多共匪在村里打锣吶喊，叫大家去开「人民大会」。全村的人，不论男女，都只得丢下工作去开会。大家围坐在一个广场上。
一会儿，有个共匪把老农夫拉到广场当中，说：「他有八十亩水田。这些水田都是榨取穷人的血汗得来的。大家说怎么办？」
老农夫很害怕的说：「不！不！那是我辛辛苦苦得来的。」
那共匪大声的骂道：「胡说！八十亩水田都是你亲手种的吗？」
老农夫说：「有一些是花钱雇人种的。」
共匪说：「你花钱雇人就是榨取穷人。大家说怎么办？」
另外一个共匪说：「扫地出门，没收他的房屋和田地。」
这时候围坐在广场上的人，都低着头，为老农夫落泪。有的偷偷的说：「这年头好人活不了。」
老农夫就这样被赶出家门，变成了可怜的叫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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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课描写匪干与工人的故事也很有意思，这是小瓜呆小学三年级读的课文，国语课本第五册第十五课＜工人的衬衫＞：
共匪都是大骗子，他们口头上说得很好听，什么「改善工人生活」呀！「让老百姓过舒服的日子」呀！可是事实上，他们处处压榨工人，残杀老百姓。
有一次，一个匪干访问一个工人：「公蚕党来到你们这里以前，你有几件衬衫？」
工人说：「两件。」
匪干提醒他一句话：「大概是用最坏的布做的吧？」
工人望着他，不敢回答。
匪干得意扬扬的问：「现在你有几件衬衫呢？」
工人说：「一件。」
匪干停了一下，说：「现在的衬衫，一定比从前的衬衫好得多吧？」
那个工人属迟迟不敢回答。最后，他终于说出来：「这一件是用从前两件旧衬衫改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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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义士」是控诉「共匪暴行」的活见证，课本里当然少不了这些题材。这是小瓜呆小学三年级读的课文，国语课本第五册第十七课＜投奔自由的义士＞：
李义士是山东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农夫。共匪到了山东以后，他们的生活就更苦了。
李义士的身体很强壮，共匪看上了他，要他当飞行员。共匪对他说：「如果你参加空军，全家老小就可以过好日子，有吃有穿，不用再做苦工了。」
李义士以为他们说的话是真的，就去参加共匪的空军。
过了两年，他一直得不到父母的来信，就设法回家去看父母。到了村子外面，看见父亲在地里挖草根吃。回到家里，看见母亲病在床上。他的心里很难过，抱着母亲大哭一场。
李义士痛恨共匪欺骗他，常常想投奔自由。有一天，他乘着飞行的机会，就逃离大陆，飞到台湾来了。
李义士到了台湾，受到同胞的热烈欢迎，成为坚强的反共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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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是对「共匪」暴政最严厉的控诉，但对台湾孩子却没没什么效果，也许是因当时台湾也普遍贫困。这是小瓜呆姊姊小学三年级读的课文，国语课本第五册第十四课＜天堂变成地狱＞：
杭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城外的西湖，周围几十里。湖边有杨柳，真像一张图画。杭州人民，有的打鱼，有的种田，十分快乐。所以大家都说杭州是天堂。
自从共匪到了杭州，又是「清算」，又是「斗争」。人民被杀的被杀，饿死的饿死。过了几年，共匪更成立了「人民公社」。他们把人民当牛马，让几百人几千人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吃饭，一块儿睡觉。男的在男「公社」，女的在女「公社」。使得家人分散，爸爸见不到妈妈，妈妈见不到儿女。
人们每天从早到晚的工作，吃不饱，穿不暖。杭州从前是快乐的天堂，现在变成了愁苦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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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瓜呆也很佩服国民党，他们真的是很懂得改进。当他们发现「人民公社」无法让孩子「仇匪恨匪」，立刻改进课文中的插图。
这种插图有两个特色，一是匪干的标准造型是头戴星星压舌帽，叼根香烟，拿根鞭子，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画得脑满肠肥。后来解严后我们看过周恩来的照片，就很难相信他是公蚕党。毛主席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公蚕党。
这种插图另一个特色，就是大陆同胞都是骨瘦如柴、不穿上衣，用人来拉犁，这就绝对达到「恐吓」效果。小瓜呆那些家里务农的福佬同学们，都用台语告诉我：「阿山真厉害，我家养的牛这么壮，拉起犁来都气喘嘘嘘，他们那么瘦，力气还这么大，我不敢反攻大陆了。」
这是小瓜呆小学三年级读的课文，国语课本第五册第十六课＜恐怖的人民公社＞：
共匪占据大陆以后，一面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人民，一面用残忍的手段来压榨人民。大陆同胞看清了共匪的真面目，就纷纷起来反抗，杀死了许多共匪。
共匪着慌了，就在各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他们把人民的家庭拆散了，要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公社里。丈夫看不见自己的妻子，母亲照顾不了自己的儿女。家家都是妻离子散，享受不到一点儿家庭的温暖。
在公社里，老百姓每天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痛苦的日子。白天他们要像牛马一样的做苦工，晚上还要在田里耕种。因此，大陆人民一听到「人民公社」，都会发生一种恐怖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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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共匪」有关的课文，就以这一课最奇怪。这是小瓜呆姊姊小学三年级读的课文，国语课本第五册第十课＜李明不见了＞：
李明是一个年轻的工人。共匪刚到上海的时候，口口声声喊着：「工人万岁」，李明以为要过好日子了。
可是一个月之后，共匪就要工人增加工作的时间。原来他每天只做八小时工作的，共匪却要他每天作十二小时的工作，并且要他每天把四小时的工钱捐给公家。
李明失望了。他常常对人说，共匪不应该要他每天做这样久的工作，又拿去他的工钱。
共匪知道了，就问他说：「李明，你觉得现在比以前好吗？」
李明心里说：「现在比以前坏得多啦！」可是他不敢说出来，只对着共匪笑笑。
共匪追问他说：「你笑什么？回答我的问题啊！」
李明说：「我能够说什么呢？」
共匪对他冷笑一声，再也不问他什么了。
第二天晚上，共匪又来叫李明去谈话。从此以后，李明就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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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到底哪里去了，课本没交代，老师也没说，我们小孩子更不关心。但台湾在白色恐怖期间，最有名的失踪人口不是「李明」，而是黄埔一期的名将「李玉堂」。
2004年的春节过后不久，台湾两大报头版报头下，登了一则「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沈冤昭雪并颁予『回复名誉证书』」的启事。短短几十字让大家回到五十年前白色恐怖的惨痛回忆里。
李国英老师在家父就读师大国文系时，曾教过他钟鼎文。李老师留着西装头，穿西服衬衫、打领带，很多人都误以为她是男老师。但山东人都知道她就是李玉堂将军的女儿。
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出了三个山东名将，李玉堂、李仙洲和李延年，因为刚好都姓李，被称为「山东三李」。而国军是南方人的军队，「山东三李」下场都很悲惨。李仙洲于1947年鲁南战役，以中将副司令官身分被共军所俘，在战犯收容所住了12年，1988年病逝济南；李延年中将来台后，因平潭岛失守而坐牢多年，出狱后生活困顿，三餐不继，1974年死在台北。
李玉堂的战功在三李中最辉煌，历经扫荡陈炯明、北伐、铲平闽变、剿共、抗日和国共内战，是个打硬仗的将领。尤其是他率领第十军创造的第三次长沙大捷，更是名闻中外。抗战时长沙会战的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国民党吹牛夸胜的，根本毫无依据；但第三次是连日军自己也承认失败的。
李玉堂是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将领，但自海南岛撤守台湾才两个月，就自人间蒸发了。军中都知道1951年1月26日他与妻子就被枪决了。但官方却从未公布李玉堂夫妇被枪毙，连被捕原因与羁押单位都讳莫如深。
五十年来，外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官方刻意释放出来的，这样更能达到恐怖效果。已故香港报人朱振声（笔名戎马书生）在《台湾行》一书中说，陈伯兰族兄陈石青，原任第十军军需处长，早年曾参加公蚕党。李玉堂撤退海南岛后，陈石青煽惑陈伯兰向共党靠拢，但事机不密，被台湾情报机关侦知，诓以总统召见，将李玉堂夫妇逮捕下狱。
军法审问是由老第三师长钱大钧任军法庭审判长，查明李玉堂确未同谋，罪在治家不严而已。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最高刑也只是七年徒刑。不过军法官判他七年的判决书呈上去时，老蒋批了个「再判」；军法官就改判他十五年徒刑，可是呈上去老蒋亲笔又批了一个「耻」字。
因为老蒋的「匪谍逻辑」就是「先生通匪，太太不一定知道；太太通匪，先生一定是奸匪」，李玉堂犯了老蒋的逻辑，又遇到他刚丢了大陆，心情极度郁闷，一个「耻」字，就这样枪毙了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
李妻陈伯兰是江苏铜山人，也曾经是徐州某女中校花，李任第九旅旅长时与陈结婚。李玉堂「伏法」那天正逢农历除夕，他们看到宪兵至拘留所提人，以为是总统新年特赦，两人乃沐浴换装，李妻犹略施脂粉，一出门即见荷枪士兵，把他两手反捆起来，押上军车，李妻这时已脚软不能走路，大哭不止。
李玉堂不失将军气概，对他太太说：「这时还有什么哭的，快走！」但李太太已不能走，宪兵便拖她上车。而李氏夫妇死后，特务们以为陈伯兰受共党利诱，家中必藏巨财珠宝，打开保险柜一看，除一些平时穿戴饰物，什么也没有，特务大感意外。
李玉堂在狱中曾留有遗书，给女儿李国英及五弟李荫堂：「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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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玉堂夫妇伏法前半年，老蒋一连枪毙了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等四人，以及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吴石与陈仪被枪决前，军法处邀中央日报摄影记者王介生、文字记者龚选舞，至台北马町刑场目击拍照，并发布新闻。
但李玉堂一案从逮捕到枪决，老蒋都不让相关机关公布，更何况媒体。家属与国人心里都明白，李玉堂应该是凶多吉少了，但国民政府始终讳莫如深，却放任小道消息在军中与外省人（尤其是山东人）里流传。「李玉堂不见了」就成了白色恐怖中最震撼的一出「奇案」
60年代老蒋有一次到金门巡视，用望眼镜远眺大陆河山，忽然发了疯的大喊：「反攻大陆，你们快反攻啊！」空军与海军司令都不敢说话，李玉堂的山东同乡、黄埔学弟的前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就坦然报告：「校长，我们还没准备好。」
老蒋气得拿手仗挥打刘安祺，打了几下又放声大哭：「玉堂啊！玉堂你在哪里？你在我就不用受这些人欺负了。」一时之间，刘安祺也落下眼泪，一大堆司令哭成一团。他们在为李玉堂痛哭，其实不也是为自己哭、为总统哭、为党国哭，也为这不幸的时代，共掬一把心酸泪。 感覺好像朝鮮那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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