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买了本书
翻了翻觉得很亲切很感人
忽然让我想到了命运 太干净了，太高傲了
同情他们家女婿
? 杨绛：我是吃亏主义者
作者：张者
钱钟书先生已去世两年多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作为他们的读者有时便会掩卷自问。有这种内心发问的恐怕不只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复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放下电话，我虽理解先生的婉拒，但心中犹为不甘。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你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末了，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的确把我当成了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在我告别她时，先生送了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斐多》，在扉页上称吾为小友。回到家再翻那书，见那字迹圆润，工整有力，如硬笔书法一般，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之手。
● 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紊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续，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两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你是说把这个家散了？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已销完了，明年就是第二版了。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分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 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但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作为一个采访者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赫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你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她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字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鹊起之时，钱钟书却默默无闻。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哪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 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觉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九十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携带只有一岁的女儿回国。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做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你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你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你学习法律的。\"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都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气和地和你交谈着，语言简洁，娓娓动听，脸上的微笑像一缕和煦的阳光，让你觉得很温馨。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文革\"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的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干净，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地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这一段经历，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 我最留恋的地方是清华，可是我再到清华时，清华完全变了。
\"在这一生中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出来，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让我得意的事情。\"
\"那么，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钱钟书，失去了钱瑗，现在剩下我一个人，这当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撑过来了。
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我的一生都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进清华大学。我的表姐，我的堂姐都是清华大学送出国的。我在念中学时跳了一级，赶上那一年清华开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来招，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第二年清华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取了两个。我当时真后悔，如果我不跳级肯定也能考取，因为我成绩比她们好。\"
过了一年，杨绛决定考插班生，名也报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偏偏在临考试的前几天她的大弟弟病危。作为姐姐的杨绛为了照顾弟弟哪里还能抽出空去考试。不久，杨绛的弟弟去世，在考试的那些天，杨绛却正为弟弟办后事。
我问：\"您第一次进清华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四的时候，\"杨绛说。\"我去清华借读。我的朋友为我办的手续，我去借读了半年。这是第一次进清华。然后我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找了个自认为轻松的活，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圆了清华梦。\"
考入清华不但圆了杨绛的学业梦，也找到了她的爱情。在清华杨绛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当时钱钟书正读大三。杨绛母亲为此跟自己的女儿开玩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在清华我读了两年，本来照规矩清华研究生毕业后要送出国留学。可是当时系里说清华外文系的学生不送。我听到这话后就决定提前毕业和钱先生一同出国。\"
\"你的处女作也是在清华念书时发的吧？\"
\"我当时选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课，大考的时候，我就交了一篇文章，叫《收脚印》。朱自清先生推荐给《文学季刊》发表了。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你当年和钱先生回国后好像是在清华任教吧？\"
\"我们回国后，钱先生去了西南联大，我当时带着孩子去了上海。解放以后我和钱先生一起成了清华的教授。当时清华有一个老规距，夫妻两个不能同时做正教授，我只能是兼任教授。职称是教授，可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不能拿教授的工资。按钟点算，一个钟头只拿几块钱。\"
不久，中国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开始，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耳朵嫩，觉得\"脱裤子\"粗俗，便称之为\"洗澡\"，相当于\"洗脑筋\"。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就取材于这个时代。
\"当兼职教授很舒服，钱先生他们搞三反整天开会 ，我就躲着不参加。如果是教授开会我说我是家属；要是家属开会我说我是教授。我躲起来可以看很多书，预备功课。所以我写《洗澡》是具体而为的。\"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 次年钱钟书和杨绛被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北大文学所隶属中国社科院。 杨绛和钱钟书就这样离开了清华。
\"我最留恋的地方是清华，可是我再到清华时，清华完全变了。不久前清华送我一个匾，叫\’寿与校同\’。清华是1911年成立的，我是1911年出生的。\"
● 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大陆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GC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 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出国为荣，有些家长在孩子上小学、中学时就送出国了，对这种现象有何评价？\"
\"出国深造留学我不反对，但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文化根基就出国，出国后就变成外国人了，就被异化了。我不赞成很小就把孩子送出国。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比任何西方文化差。出国留学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但不能丢了文化根基。我十分爱我们的文字，几千年中国的统一靠的就是汉字。你流浪到广东去了，听不懂他们的话，只要用汉字\’告一个地状\’，人家就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你就可以回家。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好处。假如是拼音文字，一个村两头的读音都不一样，发音随着时间也变化。中国地域广大，可能都说同样的语音吗？\"
\"现在台湾又搞了一套拼音来给汉字注音，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越南和中国以前用同一种文字。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人首先灭了他们的文字，改为拼音。我们出国时在船上碰到一个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说本来我们同用一种文字，现在不同了。那个人姓吴，可是拼音一变就成了\’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声音了。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统一全国的保证，因为文字的统一保存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无论成吉思汗还是满清王朝，他们统治中国之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这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现在台湾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汉字现在已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样，那就完了。我们要想统一祖国，统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你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你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你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完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选自《东方》杂志2002-5期）
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显然，经过时间淘洗、如今享有大名的几位学者文人几乎都入不了钱先生的法眼，那么，我们就不免要想到，钱锺书先生究竟瞧得起谁呢？
其实，钱先生在闲谈中流露的对王、陈、张的看法，差不多印证了我一向的猜测。《谈艺录》讥王静安诗“笔弱词靡”，众所周知，不用讲了。关于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早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中讲过，在韩愈是否“服硫磺”的问题上，钱先生不取陈寅恪的考证；后来他又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太“Trivial”(琐屑)。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至于张爱玲，情况则稍微复杂一点，因为1979年钱先生访美时，明明对水晶讲过：“Sheisverygood，她非常非常好。”安迪先生也提出质疑，说他回答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钱先生竟回答说：“不过是应酬。那人是捧张爱玲的。”这是钱锺书先生“当面输心，覆手为雨”的典型例证，类似的事情实在多得很，建议不了解钱先生为人的读者仔细读读范旭仑先生的文章《钱锺书的性格》，此文虽多诛心之论，然而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诛”得准。
钱先生对周氏兄弟又是如何看的呢？早年那篇批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不妨视为钱先生对周作人的“晚年定论”———钱锺书的文学观点实际上从未有过本质上的改变。而关于鲁迅，情形自然微妙些，我记得钱先生曾在公私两种场合赞扬过鲁迅，一次是对水晶讲的，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可是又马上补充说他只适宜写短的，《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加以修剪才好。这种先褒后贬的手段是钱先生的“惯技”，何况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应酬”。公开的场合，则是在1986年的“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致开幕词，具体到鲁迅本人，钱先生只说了一句“鲁迅是个伟人”，在那种场合，这恐怕还是一种客套语罢，跟在《宋诗选注》的前言里引用毛泽东《讲话》有异曲同工之概。
安迪先生的文中提到林子清先生写完《钱锺书先生在暨大》，钱先生读了，删去讲他读《胡适文存》大笑的一段，说是林子清先生记错了。然而林得知后，大声抗议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那时看的肯定是《胡适文存》！”这似乎可以看作是钱锺书尊重胡适的一个例子，刘衍文先生也曾在文章里提过他认为钱先生对胡适是高看一眼的。不过，怎么说才好呢，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钱先生对胡适的“尊重”，想来与他对吴宓的“尊重”差不多———你不能说那不是尊重，可那是怎样一种尊重啊？
此外胜流，不烦多举。一句话，除了其问学请益过的老辈如陈石遗、李拔可等，钱锺书瞧得起谁啊？
关于健催昨天买的书
....... Originally posted by lolon at 7-13-2003 22:46:.......
下次请跟贴 楼上的一篇是乔纳森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钱钟书还看得起谁》。
乔纳森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书读的很多却不得要领。这篇文章在网上被批的好厉害。
他所针对的文章是下面我引的这篇。原文作者对钱钟书还是怀着崇敬的态度。
大家不要曲解了。
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
——《我们仨》出版之际想起钱锺书
◎安迪＼文
杨绛先生在钱锺书先生和他们的独生女儿钱媛相继去世后，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写
出了家庭回忆录《我们仨》。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拜读，不仅因为钱先生是我从青年时代
就景仰的大师，而且我还幸运地与钱先生有两面之缘，又通过几次信。我曾在一篇文章
中说：“这一生，如果有这么两次与敬仰的智者谈话，所愿已足！”
“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
八十年代初，我在上大学期间开始接触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先是《围城》，再是《
管锥编》，对先生的博学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1990年，我在旧书店淘到一本徐燕谋先
生在四十年代末编写的英文散文选读，书前有钱先生的一篇英文序言。我知道，钱先生
和徐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徐先生的旧体诗集也是钱先生作的序。当时我正在编《文
汇读书周报》，就央求徐先生的学生陆谷孙先生翻译这篇文章。陆先生一口答应，但要
我先征求钱先生同意。我冒昧写了一封信到社科院文学所转钱先生。过了几天，收到钱
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我少年所作小文，均不值保存，自己亦早忘怀。承寄示一篇，
不过其中末例。似不必劳谷孙先生大笔?译，所谓‘割鸡焉用牛刀’。贵刊并无‘稿荒
’之患，何至出此填空补白之下策！？”
第二年下半年，我约请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子清先生写了一篇回忆钱先生在暨南大学
时期的文章。为了慎重起见，我把校样寄了一份给钱先生，请他定夺。钱先生在回信中
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
之误。遵命删改一下，请子清同志过眼，并请他原谅。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
造性的回忆’。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
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
所谓“詹、李、方”，指的是文中提到的当年暨南大学的教师詹文浒、李健吾和方
光焘。钱先生在校样这一段的旁边批道：“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
篇幅。”钱先生不仅把林先生的文章删去五分之一，还在很多段落旁作了批注，如林先
生说有一次他看到钱先生在读《胡适文存》，读得哈哈大笑。钱先生删去这段话，在旁
边写道：“恐无此事，《胡适文存》我在中学时阅过，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后来
我把钱先生改定的校样给林先生看，林先生扯着大嗓门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
那时看的肯定是《胡适文存》！”尽管如此，我还是尊重钱先生的意见，把那段删了
“天才也不如28岁”
钱先生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
，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是下过《管锥编》这样一只金蛋的“母鸡”，谁又能
不想见呢？
终于让我逮着一个好机会。1991年秋天，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出版了
上卷，因为书名是钱先生题写的，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向陆先生提出，给钱先生送样书。
凭词典这块“叩门砖”总可以叩开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家大门了吧。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钱先生答应召见。约定时间，我捧着词典来到钱先生家。出
乎我意料的是，钱先生不仅没让我难堪，还特别热情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问我多大。
我说28岁。钱先生马上说：“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天才也不如28岁。”我后来查了不
少王尔德的书，也没找到这句话。但我当时就觉得钱先生读书多，学问好得不经意间就
会溢出来。
钱先生捧着《英汉大词典》，夸陆谷孙先生了不起，可以和萨缪尔·约翰逊媲美。
有一篇文章提到钱先生曾把约翰逊的那本词典翻烂了，他说：“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
？不过，约翰逊的词典编写得很有趣，如‘枯燥’这个词的例句就是：编词典是件枯燥
的事情。”
那一年，钱先生已过了八十，但精神矍铄，毫无老态。记得我们谈话时，有邮递员
送挂号信上门，钱先生忙着找印章，奔进奔出，异常灵活，根本看不出是个八十岁的老
人。那天我带了《围城》等几本书请钱先生签名，钱先生一一题词签名盖章，又送了我
一本《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的合集，但声明这本书他并没有同意再版。
“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
从北京回上海后，我恭恭敬敬地用毛笔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寄了几张我给他们拍
的照片，也提出邀请他们为“读书周报”写稿。没几天就收到钱先生的回信，夸了我两
句后说：“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
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但是我们已无生育能力
，孤负你的本领，奈何奈何！”
因为那次去北京时带不了太多的书，我又给钱先生寄了几张纸，请他签名后贴在他
的其他几本著作上。钱先生签名后马上寄还，用毛笔附了一封信，说“右拇仍倔强，如
老残游记所谓夹生鱼翅也”。
没多久，我看到报载北京某作家准备写钱锺书传，据说得到钱先生本人首肯。我对
这位文化人印象不佳，就写信给钱先生直言我的看法。钱先生回信说：“此事并非我‘
首肯’，只仿佛文革时挨斗被迫‘低头！’。他向杨绛软磨，通过内线，又来软磨我。
湖南土谚：‘烈女怕缠夫’，我勉强消极地由他去干（与积极地支持或许可还有区别—
—天主教Casuistry最讲究这一点）。反正有另外两位好事者已写成我的传，其中一位还
请我在南京的堂弟锺韩审看修改过后，送南京文艺出版社（向我要照片，我才知道，严
词拒禁，不知有效否）。我已成为一块腐烂的肉，大小苍蝇都可以来下卵生蛆，也许是
自然规律罢。谢谢你的关注。”到今天，钱先生的传记已出版了多种，李慈铭在《越缦
堂日记》中评《顾亭林年谱》时说：“昔人谓作谱之才，须与其人相称，诚知言也。”
这位文化人一直没有写成钱锺书传，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那阵子，我买到几张荣宝斋印制的水印信笺，请我认识的文化人写字留念。我也寄
了两张给钱先生和杨先生。但钱先生回信说：“我本不善书法，前几年面软主意不牢，
应人之请，胡乱涂抹。冥冥之中，已遭天罚。三四岁来，右拇痉挛，不能运用毛笔，多
方医疗，勉强可以钢笔作字。足下书法娟秀，而要我献丑，以弗洛伊德潜意识论深求之
，不免居心残忍！故我若应命，便为足下增添罪过。寄纸太精妙，若涂抹坏了，是我暴
殄天物；若没收了，是我贪黩人财，左右都是罪过。故谨璧还，彼此都清清白白，无可
非议。一笑。”杨先生在信末附言：“我完全同意钱锺书的话。”
求字碰壁，也在意料之中。这之后，我钱、杨两位先生那里还碰了好几次壁。1992
年底，我与几位朋友筹划开一家小书店，我想如果能请钱先生题写店名招牌，一定能增
色不少。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我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接到钱先生的回信，信中
说：“奉来信，又给我这个老东西以表现牛性的机会了！上次你寄纸请我写字，我因七
八年来右拇指不便运笔，敬谢不敏。为朋友交情，不肯献拙；倒为‘企业’的‘生意经
’写招牌之类，那是‘卖友’、‘卖钱’，双重出卖。这是一。我字本不好，七年来因
上述缘故，更谢绝了什么成都草堂、南京夫子庙、我故乡劳什子的纪念馆之类题词写联
。若看你大面子，一开此例，何以为绝呢？这是二。
对不起，又使你碰了个软（硬？）钉子。你记住，我是像GeotheFaust里的那个魔鬼
，对什么事物都说：‘不行！’‘不对！’的。”
有一回，我看到《随笔》刊登了杨先生为新出散文集写的序言，就给杨先生写信，
希望能先发表几篇未刊的文章。杨先生正病后疗养，由钱先生代为回复：“零星转载，
大似旧戏中角色未出场先唱一句，官僚未上堂先咳嗽三声，已成时流惯例。愚夫妇素无
此排场，偶然被编者强自专擅，实乖本愿。”又说：“足下雅人，‘无一点尘俗’，何
必蹈报人补白常习，出此下策！‘所请不准’，正是另眼看待也！”
见月饼徒生“眼里火”
钱先生去世已四年多，回忆纪念文章发表了不少，很多作者都是钱先生数十年的老
朋友或学生，自然有相当详实的内容。我写这篇文章，只能如钱先生所说的日月下的爝
火。但钱先生先后写给我的十来封信，都像他的散文、他的谈话那样妙趣横生，在此不
妨多引一些。
有一年中秋前，我寄了两盒月饼给钱先生，马上获钱先生的回信：“衰病以来，口
腹之欲大减，眼馋涎滴，如高衙内见陈丽卿之徒生‘眼里火’。兄一片美意，不料作成
我为Tantalus，一笑。”但随即又收到他的来信，说：“本想报告你，我不是圣安东尼
，经不起引诱，还是吃了一个惠赐的月饼，好吃得很。但还有克己工夫，见好便收，送
给我女儿的侄子等分吃了！此外，我只吃了一个汕头送来的绿豆月饼，也算尝新。‘想
当年’（其实是六七年前我大病之前），真有今昔之感，Coleridge诗所谓：‘WhenIwa
syoung／Ah，WoefulWhen！’”“拥有那么多宫女，可惜是个太监”
1992年11月，我又去北京组稿，给钱先生打了电话，希望能再去拜访他。钱先生同
意我去，但在电话中约法三章：第一，不能送礼；第二，不能照相，他说年轻人总喜欢
找老头子合影，把老头子当陪衬人，他不干；第三，不能写报道。我当然一一答应。
第二天，11月18日，我再次走进钱先生家。钱先生与我并排在书房兼会客室的沙发
上坐定，问我此番到北京有何公干。我说，看望老先生。钱先生说，老头子有什么好看
，不如看看年轻的女作家。谈到《读书周报》，钱先生说，报纸很精彩，可以看到老人
的不可靠回忆，年轻人的互相吹捧。
那时报上正为《围城续集》吵得热闹，我给钱先生看一张报纸，上面说续集曾得钱
先生同意。
他说，这是吹牛。他给我看了一份出版社的道歉信，毁版、赔一万三千元。钱先生
也看了续集，觉得太差，读不下去，但也犯不着为之发火。台湾一家报纸说他大光其火
，所以报纸上的话都靠不住，说不定几十年后有人会把报纸内容作史料，可见不可信。
我向钱先生请教他对几个文化名人的看法。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
著作，在《谈艺录》中曾讲到，若王国维真的看全叔本华的书，就不会用来评《红楼梦
》了。王国维从日本了解西方哲学，自比严复的眼界要宽，但严复海军出身，能了解西
方（主要是英国）哲学，已是相当不容易了。他说林琴南有首诗，写的戊戌变法失败后
，林半夜去给严通风报信，让严连夜逃出北京，才免遭劫难。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
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陈寅恪注钱牧斋的诗，漏注一处，即《管锥编》中引的《楞
严经》的出典。他说陈寅恪懂那么多种外语，却不看一本文艺书，就像他以前说的比喻
，拥有那么多宫女，可惜是个太监，不能享受。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我说他
在美国回答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钱先生说：“不过是应酬。那人是捧张爱玲
的。”杨先生在一旁说：“劝他不要乱说话，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先生说无所谓
。又说到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是李鸿章的女婿，打了败仗回来，李鸿章的女儿写了两
首诗：“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钱先生一边念一边还用双手做着眼
泪汪汪的样子。
对胡乔木，钱先生还是很有好感的。文革后，胡乔木问他有什么著作，他说写了《
管锥编》，胡想看看，钱先生就挑了几段给胡看，特别挑了谈宗教的那段，觉得可能与
正统看法不一致。
不料胡乔木看了大为欣赏，全力促成出版。杨先生说《干校六记》的出版也全仗胡
乔木的支持。
谈到钱穆，钱先生拿出一本，《钱穆纪念集》，翻给我看：有钱锺韩的题字，有钱
某某的题字，没有钱锺书！他还说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内容都不准确，书中
说在常熟遇见他，可他从未到过常熟。钱穆有一本书的序言，是他在十几二十岁时代他
父亲写的。言下颇为得意。
我又与杨先生谈起杨必，问是不是有人想撮合杨必与林同济？杨先生说，没有这回
事。抗战前，钱先生和杨先生曾与胡适在陈衡哲家有过一次Teaparty，林同济带着他的
前妻也来，所以见过林同济一面。我听说杨必很喜欢读《儿女英雄传》，所以文笔受其
影响，很流畅。钱先生说，没听说杨必怎么喜欢这本书，但他却很喜欢。
钱先生说自己身体不好，晚上睡不好觉，前列腺也有病。每周住两天医院，平时跟
杨先生练鹤翔功。
我看到钱先生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外文书，旁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英文笔记。
前一次去拜访的时候，钱先生就给我看过他的几本笔记，其中有一本是他文革中患病时
记的，十六开的本子上大字歪歪斜斜只记得下三四行。现在商务印书馆要影印钱先生的
全部笔记，应该也会收录这一本。
临别时，杨先生说，天气阴暗，但愿不要下雪。我说正盼着下雪呢。杨先生说，现
在北京已没有什么雪景可看了。我说以前曾用雪水泡过茶，但水很脏。钱先生说，那是
诗里写的东西，还是让张爱玲去抒写诗意吧！
杨必怎么会向傅雷请教
我与钱先生就见过这么两次。我在上海隔几个月会给钱先生打个电话问候，钱先生
在电话中也很健谈。有一次我们报上刊发了一篇枕书先生写的回忆傅雷的文章，其中说
到杨必翻译《名利场》时经常向傅雷请教，钱先生说这是不可能的，杨必有问题总去问
他们，怎么会向傅雷请教呢？他和杨先生两个人争着说了很多傅雷的事。后来杨先生还
专门写了一封信，纠正枕书文章的说法。
1993年我再去北京，钱先生身体更不好了，只在电话中聊了几句。之后钱先生来信
说：“愚夫妇因病（杨绛病尤复杂）谢绝人事，每周常课，惟上医院。驾来未能见面为
憾。”我在上海的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英译苏东坡集，是已故英国文学专家方重先生的遗
物，不知怎地流落到旧书店。这本书由英国人LeGrosClark（中文名字李高洁）翻译，他
太太配木刻插图。据介绍，钱先生曾为此书作序，但我买的是初版本，没有钱先生的序
。我写信给钱先生询问，钱先生回信说：“LeGrosClark乃当时SarawarkBorneo（文来？
）的Governor（英国殖民高级官），由其老友德国人（清华教授）先请我介绍，又审看
译文，为再版作序。其夫人才貌双全，我们在英时，他们回国述职，特请我们在牛津大
饭店晚饭。其弟为牛津生理学教授，亦请我们吃饭。以后又通过几次信。我们去法国后
遂失去联系。想其夫妇皆已去世。‘李高洁’乃其自用汉名。”
这是钱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此后钱先生住院治病，也无法在电话里交谈。我过
一阵子打电话去他家询问钱先生的病情，有时是杨先生接的电话，好几次是钱媛女士接
的。杨先生不太愿意谈钱先生的情况，但钱媛女士谈得很详细。再后来听说钱媛女士也
因病住院。据介绍，这本《我们仨》是钱媛女士在病床上开始写的，但仅写了五篇就去
世了。两年后，钱先生也故世。
留下杨先生一人，“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先生为杨先生构思中
的小说所写的诗句），不仅整理了全部钱先生的手稿，又接着钱媛写完了这本回忆录。
我在这里以一个与钱先生有过短暂交往的后辈，感谢杨先生所做的一切，也衷心祝
愿杨先生健康长寿！
作者:◎安迪＼文
恩~尊敬的杨绛先生。。。。。。
很感动
可敬的人。 可以合并主题呀!我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