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我们上网,我们听港台音乐、地下摇滚,却不知道黑鸟乐队而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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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翅飛翔
由七十年代末開始以多媒體(音樂|劇場|錄象)在大專院校及青年中心巡迴,到二千年前在油街倉庫以<黑夜驪歌>作告別演出,黑鳥以斷翅飛翔了二十年。在香港,她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軌跡,紀錄了一代人的青春和夢想。
斷翅,因為黑鳥由開始到解散,都是以最民間,最貧脊的條件去創作和與一個高度商業性的社會進行互動。它以社會文化的向度(非地下搖擺自我情結,非偶像文化事業),但同時非藝術化的手段,去嘗試紀實,呈現,和催化一個社會面貌的轉變。當獨立自主還是相當陌生的提法時,黑鳥早已經守持多年;當D.I.Y還只是西歐抗反文化理念的標籤時,黑鳥已經在香港力行了。
用折翼來學習飛行當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但掙扎,卻更多時候成為一種人文的圖騰,在香港,在台灣,地下的中國,日本,甚至歐洲,最沒有條件的業餘組合卻啟蒙了影響了結盟了多少不同族類的同途。
在地,不少這些“聽黑鳥長大的人”,今天遍佈各行各業,都由當年學生、青年,成為社會上不同社層位置的決策者。在他們今天的作業裡,如果尚懷有一丁點在這些作品內曾經分享的理想和信念,這個社會,就在不同的區域(教育,法律,環境….)出現了略為不同的變化。
黑鳥從來不屑什麼使命的光環,只是如版畫家珂勒惠支所說,想在自己的時代發揮作用。或可說,希望作為一個拆牆者,用音樂把經濟社會為人與人之間介立的牆壁粉碎。
最近,四面風光的Bono在接受<新聞周刊>的訪問時說,單聽音樂中的夢囈沒有用,要真的行動起來,令社會在實質上改變過來,才算作為──而他,就去跟總統大享游說,要為非洲脫債。
其實早在九七年首映的黑鳥的第二部紀錄片<做戲、唱歌,幹啥?>(After All these Years)中,我就說過,音樂改變不了社會,是人,因為感動而行動,社會才會改變。但同樣,在<民眾擁有力量>(People Have the Power)的文案中我亦寫過──「由沉默,到加入聲音;由聲音到加入行動;由行動至理念的堅持,是一個不少人drop-out的漫長的歷程。」
連綿世代的社會歷史,其實不由史官或教科書編寫,更真實的紀錄,是在人文的印記:詩歌、音樂、電影。黑鳥在其生命的路上,留下了這八個作品。在聽者心中,它們自有其個別存義。人,終隨流水去;音樂,卻永不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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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Take these 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 –Beatles, 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