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什么汉语的思维速度比其他语言快？【转载】

中国人心里有这样一种成见；认为汉语迟早要被英语所淘汰。记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在辩论时干脆把它清楚地说了出来。前几天‘世纪大讲堂’请了一位学者李锐也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让英语统治世界。只有阮次山在一次‘大时代，小故事’中谈到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但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由于汉语使用了‘声’使得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那么，由于广东话中的声比普通话多，是不是广东话的思维速度比普通话更快呢？我的回答是，广东话虽然使用的声调多于普通话，但是，广东话有两个缺点，第一、它的文字规划得不好，文字表达欠佳，且有闭音节的声音存在。第二、它的声音利用率不高，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仅1200个。广东话有九声，即使它的声母和韵母与普通话一样多，那么它实际使用的声音也应该是普通话的两倍多才对，但是，广东话中实际使用的声音仅有1500个，与普通话相差不多，而它的利用率比普通话小了几乎一倍。利用率小，就说明难学。因为同样的一个声母或韵母，每次的使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练习的过程，利用率高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容易记忆、容易掌握。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是常用的语言元素，包括声母、韵母、汉字和单词等到，越是经常使用的越容易掌握。语言的好坏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是能够用很少的记忆来掌握，第二、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用一句极限的话来讲应该是：最好的语言是不学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又最多的语言，或者说，学少而知多的语言。

　　英语与普通话相比则不同，国际音标中，英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所以英语的声音种类不会超过20×20＝400个；反过来说，不在这四百个声音之内的任何声音都不被英语所承认，或者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发音；这里所说的不是‘音节’。比较一下就会看出，汉语的发音种类是英语的3倍，两者的比值远大于广东话与普通话的比值。

　　下面要说一下，为什么声音种类越多，思维速度就越快。这个问题，去年我在‘北大中文’论坛讨论了一个月才使大家弄清楚，在这里我希望尽量说得简单。假设有一个仅会发两种声音的人，具体地讲，他就会发a和b两个音。根据电脑的理论，我们知道，他用这两个符号依然可以表达整个世界。再假设，世界上仅有400种事物需要表达，那么，一个英国人可以用每一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而仅会发两个声音的人，有时就不得不用九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因为二的九次方才大于400。比如，英国人用‘i’代表‘我’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这个概念。一般人每发一个声音大约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时间。比较两者就会看出，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不但表达得慢，而且还费力气。在表达‘我’这个概念的时候，英国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两个人总以这样的比例生活一辈子，他们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将是它的反比9：1。实际的情况中，最明显的是日语与汉语的对照，我们知道，日语使用了100种不同的声音，而汉语使用了1200种声音，因此很多汉字让日本人一念就必须用两个或者三个声音来表达。我们假设日语中所有的字都用两个声音来表达，那么岂不是说，日本人一生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仅仅是中国人的一半吗？我曾经思考过，这是不是与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有关。我们知道，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心里说的过程，如果在说话时表达得快，那么，思维的速度也应该跟着快。具体的例子是赵元任曾经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速度，汉语使用了30秒，而英语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两个人同时用英语和汉语来背诵的话，到了30秒的时候，汉语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语使用者则一定到不了这里，说不定，他想到的仅仅是七七四十九。这就证明了使用发音种类多的语言比使用发音种类少的语言思维速度快。这一点曾经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证实。至于思维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聪明这个问题是被很多学者所承认的。

　　我的证据是解释一个历史上的‘谜’古希腊人为什么比其他人更聪明？因为希腊的文化来自古菲尼基人，我们知道菲尼基人发明了人类的拼音字母，就声音的分解来说，这是一大进步，就思维速度来说，它是一大倒退。因为，为了筛选容易区分的声音元素，菲尼基人仅仅使用了22个辅音，这样，它的表达速度当然比现在任何语言都慢，而希腊人则采用了元音，我们知道元音与辅音结合以后，声音种类等于增加了好几倍。事实上，菲尼基人的声音中也有元音，否则他们是发不出来的。所谓的22个辅音是说他们仅承认这22个辅音为信息栽体，也就是，ma、me、mu、mai、muo在他们的耳朵里与一个m没有任何区别就像me的四种声调对于英国人来讲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由于声音种类的突然增加使得希腊人的思维突飞猛进，造成了后来的现象。论坛上曾经有人问汉语的声音种类依然多于英语，为什么没有英国先进。我的回答是，当声音种类突然增加的时候就有新思想出现，反之，当声音种类减少时，思想就趋于保守，而元朝以后，中国的声音中失掉了一个‘入’声，中国的衰弱正巧从那时开始。最后，在讨论尼安德特人的时候，人们也发现，使用声音种类少的人种会被历史淘汰。

　　我之所以认为汉语必定战胜英语的根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要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知识爆炸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英语单词包括各种生物名称及专利发明的新术语已经超过了数百万，如果考虑到英语中有一些可以推导和联想的成份；比如前、后缀和复合词等，它所需要记忆的基本单词也有一百万个。而所有这些单词在汉语中都可以用四千个汉字来表达。根本的原因还是英语的发音种类不够。

　　比如pork这个词，在英语中代表猪肉，它和猪pig、肉meat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代表它们的一个联合体而已，如果把猪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猪油lard、羊油suet和牛油talon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就发现，英语中所有的联体词都是一个与其中任何一个分解词毫无关联的新符号，而它们却构成了英语词汇的主体，英语中几百万的单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如果将pork改成pig和meat连在一起的形式，那么就要发音四次而pork仅仅发音两次；所以联体的词能够节省发音却要增加记忆，而分体的词，无需记忆可是却增加了发音次数。设想，一位屠夫，每天要用到‘猪肉’这个词上千次，使用两次发音的单词要比使用四次发音的词节省两千次发音，何乐不为？但是遇到不常用的词的时候，英语还是和汉语一样，使用分解的词，比如驴肉就用donkey meat来表达。因为不常用的词，即使设立了符号形式，别人也记不住。汉语能够将英语中联体词汇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记忆的词汇大大地减少；不仅如此，它还能够将词汇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整理得清清楚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就是建立在林奈的双名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使得各种印象在脑子中由原来的平面，变成立体的。比如，在林奈以前，人们给所有的生物一个名字，结果，由于种类太多，同一种生物可能有两种名字，而另外的生物，可能没有名字。林奈则将所有的生物先分类，并且给出一个类名，然后在类名的下面放一个词，两者组成双名法的名字。这样不但清晰，而且大大的减少了需要记忆的符号；比如原来有一万个名字，现在分成一百个类，又在每类中分成一百种，我们所需要记忆的仅仅是一百个类名和一百个种名，共二百个，而不是原来的一万个。随着知识爆炸的问题逐渐恶化，人类就有必要将其他的术语也仿照这个方法改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语的结构进行改革。而原因还是在于发音种类的数量。

　　这个现象最先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体会到的，他认为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得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但是，他没有看到声音的真正特性，却由于汉字的数量上的性能而定义汉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知识爆炸的世界，他一定会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废除拼音文字而采用汉字。

　　最后，谈一下关于人的一生中到底能够记住多少单词或符号的问题。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通常在三到四千，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仅有三万个单词，他本人能够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尔时代，他的单词量依然是三万个，可是，那个时候的英语已经拥有近百万个单词了。所以，我认为，莎士比亚使用英语单词的熟练程度是后人根本无法达到的。我曾经在网上向很多英语中高等教育的语言机构请教，到底学习英语应该掌握多少单词才成，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含糊不清，或者扯一些别的东西。后来，在一些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我发现，语言学家们对于英语单词的要求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使用者应该掌握五到二十五万单词，不但差距范围很大，而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莎士比亚和丘吉尔都应该是文盲，至少是没受过教育的人。我认为，这是任何推崇英语的人的软肋，只要他们能够躲过别人问这个问题，其他的方面 ......

　　我的观点曾经在北大中文网上讨论过。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不知道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和劣等文化。所以，在鼓舞中国人的信心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大家努力。其实，只要大家能够恢复信心，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早就应该领先于世界的。可是我们太爱钻牛角尖，总是当外国人设立一套标准的时候，我们拼命地追呀赶呀。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设立标准，也让他们换换口味？我记起几年以前，西方国家有一个喜欢指手划脚的毛病，那时，我也有一个毛病－－喜欢掣肘拖腿。美国有一份cox报告，内中例举了大量的对比，用以说明中国人不可能通过三、四十次的核实验取得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盗窃了美国技术。有人也称这次事件为李文何事件。我那个时候给美国所有的参议员各发了一封电子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他们希望彻底调查此事，就应该设立另外一个调查小组，好好研究一下汉语和英语在思维上面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三、四十次的核试所取得的进展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的进展相差无几。在信的后面又附上了我的对于两种语言对比的计算书。后来，接到了不少回信，要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地址才肯继续考虑。

　　……我也明白，不会有哪个美国参议员会提出任何有关的议案的，因为，任何有关议案的提出，其本身都是对于汉语的一种变相宣传，都是对于英语的贬低。没有任何美国人愿意辩论它。道理非常明显，如果辩论下去，必然牵扯到语音和语言学中的诸多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们的一块伤疤。目前，美国一直要求中国降低人民币汇率，但是，态度依然没有超出礼貌的范围，所以，这套理论还不适合。一旦他们超出了理性，那么，非常容易扯到语言学的问题上来。换句话说，是：由于英语的思考范围狭窄，所以不能够从更加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问题。但是，这话我还不敢说，至少不敢对美国人说。因为我是学工科的，工程上的事情我有点把握，可是一碰到经济问题，我心里没底。

　　类似的事情还有就是找世界语bbs进行辩论。谁都知道，世界语实际上是将英语改头换面设计的语言，当然不懂得使用‘声调’。我的问题是，英语的单词已经远远超过了常人的记忆极限，世界语有什么办法弥补这个缺陷吗？当时有人回答我说，世界语中使用派生的结构比英语更加明显。可是，当我将汉语中的声音种类，以及‘声调’的利用方法向他们解释以后，再也没有人发言了。

　　还有就是美国有一个‘只说英语运动’english only曾经向全世界争求意见。可想而知，我的意见是什么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一意推行英语实际上是将美国文化推向深渊，是在摧毁美国文化。拯救你们的方法只有重新选择一门带有‘声调’的语言。对于这些没学过汉语的人来说，他们一般不懂得什么是‘声调’，所以，只好用唱歌时候的音阶来向他们解释；任何一个英语‘音节’都可以跟随音阶变化出至少八种不同的声音，这和‘声调’的作用差不多。上述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美国人的软肋，没有必要的话，我是不会乱碰的，影响团结。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我们可以说的也越来越少，因为说多了，就给人借口说中国威胁他们。

好多字啊！！！！！！！！！！！！！！！！！！！！！！！！！！！！！！！！！！！！！！！！！！！！！！！！！！！！！！！！！！！！！！！！！！！！！！！

这个人是不是语言学方面的FLG分子？

如果哪天。汉语代替了英语也不是一件好事。
英语。无论是英式还是美式。都是十分好听的。
到时我们上哪去听英文歌啊。

看完了,这个....这个.....不是汉语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了嘛，Post-FLG/Neo-neo-Nazi分子

我根本没心机看完~~~~

最后，谈一下关于人的一生中到底能够记住多少单词或符号的问题。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通常在三到四千，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仅有三万个单词，他本人能够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尔时代，他的单词量依然是三万个，可是，那个时候的英语已经拥有近百万个单词了。所以，我认为，莎士比亚使用英语单词的熟练程度是后人根本无法达到的。我曾经在网上向很多英语中高等教育的语言机构请教，到底学习英语应该掌握多少单词才成，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含糊不清，或者扯一些别的东西。后来，在一些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我发现，语言学家们对于英语单词的要求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使用者应该掌握五到二十五万单词，不但差距范围很大，而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莎士比亚和丘吉尔都应该是文盲，至少是没受过教育的人。

这段话不大对哦。三四千是指汉语单字。不是词。要说词汇量。就像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可以任意组合一样。三四千个单字可以组合成数十万词汇或更多。哪个中国人全部掌握了？也没有必要。
外国人也不是个个都有几万词汇量的。TIME的词汇量也就在一万五左右。普通美国人一般就一万左右单词量了。对于中国人。能运用用五六千，掌握两万词汇量足矣。学不好英语不要赖英语词太多。莎士比亚是文盲？那李白也是文盲？孔子也是文盲？老子道德经才五千余字。黑格尔一生也参不透。或者再也没人可以参透。
很多人说现代英语和以前的不一样啊。其实在国外的BBS上很多是使用俚语。方言。字典查不到的。但掌握标准英语就可以了。

这个文章不用废话，根本不值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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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江是怎样为“汉字提高智商论”伪造论据的

李逊永

　　《汉字文化》实际负责人徐德江多次著文大肆吹嘘“汉字提高智商论”.请
看一个例子：

　　“1982年，英国的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一篇短文轰动世界。这篇短文公布
了两组对比数字。科学家们对英、美、法、德、日五国儿童的智商进行严格测查，
结果是：欧美四国儿童的平均智商都是100。唯独日本儿童的平均智商是111。在
各国的100名儿童中，智商达130以上的，欧美四国都各有2人，唯独日本有10人。
什么原因？经过深入地研讨，科学家们趋于一致的意见是：日本孩子学习了汉
字。” ①

　　引文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自然段落。请大家注意：徐在这里玩弄了花招，行
文给人的印象是：权威的《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公布了科学家们的一致意见：
由于日本孩子学习了汉字，他们的智商大大超过了欧美儿童。笔者查阅了《自然》
杂志1982年全年的刊物②，在1982年5月20日出版的297卷222页找到原作，其标
题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智商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差异”，作者是理查德·
林（Richard Lynn，英国The New University of Ulster心理学系）。同期还刊
载了《自然》杂志the News and Views栏目的主任编辑A.M.安德森（Anderson）
的一篇文章：“日本人的智商有巨大增长”③。无论是原作，还是栏目编辑的文
章都只字未提汉字对日本儿童的智力发展的影响。徐氏引述时不仅歪曲原文（见
下），而且无中生有，捏造了他所需要的结论：“什么原因？经过深入地研讨（有
文献记载吗？），科学家们（谁？）趋于一致的意见是：日本孩子学习了汉字。”
这完全是借《自然》杂志的声望，偷偷塞入个人伪科学的私货，强加于原作者，
欺骗读者。过去伍铁平教授等批评者说徐是学术骗子，在这里再次得到事实证明。
安德森的文章说：“原报告作者理查德·林（Lynn）指出：根据平均智商的这种
差异，具有高智商的日本人在全人口中的比例还要大得多：较年轻的一代人中间，
应有～10%的人具有130以上的智商，这种水平一般只在专业人员的群体中，如科研
人员、工程师、律师和医生中才可见到。相比之下，在美国人口中（较年轻的一
代人具有这种水平的）才占～2%。”这里说的是“较年轻的一代人”，而不单只
指儿童。这里的百分数是指具有高知商的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徐德江的说法
歪曲了原文。安德森的文章接着说：“如何解释这种显着的增长呢？上一世纪日
本社会已经出现的急剧变化－－在战后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过去孤立的农
民社群混合起来、经济迅速增长、伴随而来的福利、健康、教育方面的改善以及
大量接触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很可能正是这一切（对日本人智商的提高的原因）
提供了大部分解释。”很显然，《自然》杂志的栏目主任编辑安德森认为：经济
的原因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光1930-1960年间就有几乎40%的居民从农村迁移至
城市，见该文章图表1）导致了健康、教育的改善，最终使年轻一代智商普遍提
高，而并非单纯是因为儿童学了汉字。这才是客观的、可信的分析。徐在另一处
又说：“什么原因？说法不一。但专家们（谁？）最终（何时？）趋于一致（？）
的意见（发表于何处？）认为，日本孩子学习了汉字。”④我们不禁要问：既然
“说法不一”，为什么不把《自然》杂志的说法摆出来，让读者自己来判断？相
反，徐却把他自己想要的解释偷偷地塞给读者，而对其出处故意含糊其词。这不
是故意误导读者吗？为此徐确实挖空了心思。

　　徐紧接着本段开头的引文段落又另起一段如下：“日本教育博士、汉字教育
专家石井勋教授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测查的资料是：日本孩子6岁入小学时
没学汉字，平均智商也是100，与欧美一样；5岁学汉字，6岁入小学时，智商可
达110；4岁学汉字，6岁入小学时，智商可达120；3岁学汉字，6岁入小学时，智
商可达130。”原来“汉字提高智商论”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一个日本人！
对此人的“实验”笔者提出质疑：1,该项研究结果正式发表于何处？是否得到国
际公认？有无同类实验或重复实验作为佐证？2,对幼儿进行汉字教学实验是跨学
科的研究，应有儿童心理发展、神经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参加，该实验是否做到？
3,徐在不同文章中引用的同一实验的资料不一致，说明其资料可靠性差。如上文
最后一项数据为130，在另以处则为125⑤。4,按照石井勋的数据：越是超前教孩
子认汉字，智商也就越高，那么，徐德江大肆鼓吹的2岁甚至0岁时教认汉字，6
岁时智商几何？为何不公布这类资料？5,日本孩子6岁入学前学汉字，同时是否
还学了假名？学了汉字后是否进行阅读？如果是，阅读的文字全部都是汉字（这
是很难想象的！），还是假名夹汉字，还是全部是假名？为什么不交待这些关键
问题？6,阅读在学了汉字后对智商提高有无影响？按理，还必须进行有无后继阅
读的对照实验：A组教汉字后有阅读训练，B组不仅有阅读训练，而且有课外自由
阅读，C组教汉字后无阅读训练。最后分析、比较实验数据，才能证明单纯的汉
字本身是否就有提高智商的重大作用，否则把阅读对提高智商的作用归结为汉字
教育是误导。7，6岁时日本儿童智商的提高和6岁前其它认知活动有没有关系？
怎么能证明汉字学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8,理查德·林的报告中列表指出：
6岁儿童入学时的智商为112，而到16岁时反降至106。按理，学生入学后肯定学
了更多的汉字，按石井勋的说法，智商理应进一步提高，但事实却相反：智商下
降了6点。石井勋该如何解释？显然，日本幼儿、少年的智商的显着提高不能简
单地归结为学习汉字这个唯一的原因，而应在其它方面寻找根据。理查德·
林认为：“……智商的提高出现在6岁儿童中。这表明：这个事实不能用教育的
改善来解释……。这里有可能涉及健康和营养的改善，因为文献显示：本世纪中
期起日本初生婴儿的体重提高了。”[ll9]安德森又补充说：“近期日本人的身
高增长以及寿命预期的迅速提高也都支持了他（理查德）的结论。”安德森还特
别强调了遗传基因结构变化的作用：由于城市化的结果，“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
人实行婚配变得很平常了。结果，日本居民几乎肯定变得更多地实行远婚……。
这种变化是能够影响智商提高的一个因素……”。石井勋对《自然》杂志的两位
原作者的客观分析，显然持否定态度，这才找了个以偏盖全的“根据”－－
汉字提高智商！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日本孩子普遍学习汉字，就算从明治维
新算起，至少也有一、二百年历史了，但并没有出现智商迅速提高的奇迹，而理
查德·林的报告指出：“出生于1936-46年的年龄组的儿童的平均智商才104.34，
然而出生于1959-1969⑥年龄组的儿童的平均智商急升至111.20。”⑦我们认为：
出现这种重大差异绝不能用汉字学习来解释，其深刻原因必然是根植于重大的社
会变动中。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笔者认为：要证明“汉字提高智商论”，必须进行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
的实验。就笔者所知：直到目前，更不必说20年前（理查德的报告发表时），神
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还达不到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水平。石井勋的“实验”疑点
很多，其结论还不能成立。徐德江在引用时玩弄文字花招，误导读者。我们有必
要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注解：
　　*已发表于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3年9月第75期

　　1,最近一次是在《汉字文化》2002年第一期第二页。
　　2,徐引述他人著述，从不注明出处或故意含糊其词，用这种狡猾手段，任意
篡改、歪曲、捏造他人论据，以售其奸。笔者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查找原文，果然
发现徐捏造他人论据的确凿证据。
　　3，见英国《自然》杂志，1982年297卷180页。
　　4,徐德江：“接受信息与表达信息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汉字文化》1997
年第四期。
　　5,同4,
　　6,原文是1959-46，显然是印刷错误，故根据该文图表1改正之。
　　7,见《自然》杂志，Nature Vol.297 20 May 1982 ，223页。

(XYS200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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