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经济观察报》）
说锐舞，似乎有点不够严肃。因为锐舞的含义，首先是户外，然后是非法用地，最后是药物，脱离了英国1990年前后的法律和青少年文化，这个词就用得不那么正确……但是从中国最早的前卫跳舞活动开始，人们就把俱乐部文化、移动舞会组织和商业跳舞ｐａｒｔｙ当作了锐舞。中国的媒体人，最喜欢滥用名词，最后制造出拧巴的中国特色来，让人哭笑不得——前几天，杭州的万人锐舞活动，居然是几个流行乐的偶像在上面瞎搞，真不知道，在当地驻场的上海名ＤＪ Ｃａｌｖｉｎ（朱刚）是怎么熬到自己上台那一刻的。在中国，比较爱玩的夜生活战士，一说锐舞，就想起来一个黑屋子，凌晨5点，几十名资深的战士在里面狂跳，音乐是国际化的主流电子舞曲，而警察会随时冲进来关掉音乐开始验尿。这正是本地特色，正本清源的工作，回头再做吧。毕竟，我们也有过了长城、石林、玉龙雪山、海景公园、天下第一城等等的户外ｐａｒｔｙ。
所谓跳舞文化，是底特律、纽约、芝加哥、伦敦等地在80年代末期开发出来的新派舞曲，和它引发的青年文化。首先是重复、强劲的4／4拍电子舞曲；然后是斩断了和歌曲最后一点拖泥带水的关系——它们取消了ｄｉｓｃｏ的歌曲曲式，不再有Ａ段Ｂ段什么的；接下来是在这种重复节拍和药物作用下中变得恍惚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发生着类似部落舞蹈的事情，有一种打通自然、宇宙和心灵的感觉。90年代，在非法用地和户外非法ｐａｒｔｙ的历史结束后，一边是几万到上百万人参加的大型户外跳舞活动，一边是俱乐部文化开始茁壮起来，不同的俱乐部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音乐，驻场ＤＪ和巡回表演的ＤＪ共同创造一个特定场子的“ｖｉｂｅｓ”，也就是气场。强调音乐性，强调ＤＪ的技术，强调风格，强调视频的共谋，强调每一套音色、音效和技术背后的体系。ＤＪ就像现场制作音乐的乐手一样，在唱盘和混音台上面*纵着人们的神经。这种文化和主流的跳舞场景，最大的区别已经不只是音乐，还要包括玩家的非性化、对ＤＪ的选择（人群的分流）、药物的普及（有很多“安全跳舞”之类的义务咨询组织），一个ｐａｒｔｙ，就像一个集体的仪式，享乐，但是避世。当然，在西方，它本身也已经非常主流了……
说点新鲜事吧。非典之前，北京的几个主流ｄｉｓｃｏ场所能跟跳舞文化发生关系的，只有老的Ｂａｎａｎａ和新的Ｋｉｓｓ，前者有过澳大利亚的ＤＪ，是因为三五烟草的五度空间系列推广活动；后者有几次以“金鱼”为品牌的ｐａｒｔｙ。Ｂａｎａｎａ也曾一念之差，学习国外的ｃｌｕｂ，开了2ｎｄ ｒｏｏｍ，说是里面要放ｔｅｃｈｎｏ音乐，给真正时尚的人跳舞，然而要听ｔｅｃｈｎｏ的人怎么会去Ｂａｎａｎａ！非典之后，百业待兴，负责让大家开心享乐的娱乐业首当其冲，没想到主流的场子更加主流了，独立的地方却流失了。ＣＤ Ｃａｆｅ隔壁的Ｔｒｅｅ Ｌｏｕｎｇｅ停了，ＣＤ Ｃａｆｅ重新装修为跳舞的场子，却依旧没有人气。在北京跳舞文化最凄凉的时候硕果仅存的Ｃｌｕｂ ＦＭ越来越空，弄到8月干脆关了，三个合伙人中，翁翁去搞新的ＣＤ Ｃａｆｅ，有待在三里屯开了九霄俱乐部（Ｃｌｕｂ Ｃｌｏｕｄ 9），三里屯的新88号则一直半死不活，完全没有当年88号动人的火爆场面。
再说点往事。通常人们把1999年到2000年秋天看作北京跳舞文化的黄金时代。但是这怎么可能，刚生下来就会跑？中国人的热情，往往在扑向渴望已久的事物时爆发出来，像岩浆一样不可抗拒、盲目而野蛮，但是高潮来得太早，也就疲软得更快。那时候还没有人开着车播放蹩脚的迪曲，人们去长城参加ｃｈｅｅｓｅ的ｐａｒｔｙ，去芥末坊看Ｄｅｒｅｋ Ｍａｙ打碟时都站着，去王府井大饭店参加36小时ｐａｒｔｙ；周末，人们会先到藏酷集合——2000年4月开始，每个周末，ＤＪ组织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和中国打气工厂会在那里轮流坐庄，创造一个又一个超过千人的新纪录——然后去88号跳一阵子，后半夜去王府井大饭店的Ｖ－Ｏｎｅ，后来改成去Ｏｒａｎｇｅ或者Ｇｒｅｅｎ，天亮的时候回到88号直到音响公司的人来拉设备。每一个ｐａｒｔｙ里，都挤满了朋克、导演、歌手、摇滚乐手、模特、国际嬉皮和浪人，白领的舞姿还不那么肉麻，里面也没有一个是“男孩女孩”或者“豹豪”的顾客。这股气势，一直延续到2001年夏天丝绒俱乐部的短暂繁华。那时候，来跳舞的，还额外增加了一批作家和嗅觉灵敏的白领。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黄金就变了黑铁，固定的场子，一家接一家开张、歇业、转行，要么就空荡荡寂寞得可怕。战士们仍然去每一个新的场子捧场，但很快就不再进舞池——进去也只是为了买饮料——都坐在门口或者ＶＩＰ区里聊天睡觉。国际的大牌ＤＪ仍然一个接一个来访，莲花、Ｃｈｅｅｓｅ、金鱼、海啸、Ｐｌｕｓ、锐厉舞志等ＤＪ组织仍然在活动，票房也都不错，但是本地的场景，不但完全被比赛花钱的中外白领占据，而且几乎没有体面的夜店；要知道，2002年的上海，同时可以有近10家ｃｌｕｂ营业，并且在没有特别ｐａｒｔｙ的情况下还能看见凌晨3点排队等着入场的盛况。北京人就这么善变么？
还是重打锣鼓另开张吧，趁着白领的钱包可以养活这些ＤＪ组织，趁着满街的私家车咚兹咚兹地招摇，跳舞文化的高潮过去，正好埋头料理土壤，发芽和奠基。就像中国摇滚乐经过了魔岩时代的虚热，经过了90年代末地下摇滚的发奋，现在正好重新开始最基础的学习和普及。非典之后的北京跳舞文化，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时期。秋天深了的时候，临时和固定的场子里年轻人在集合，该丧失的已经丧失，该得到的正在到来。
10月17日，九霄，有5年历史的Ｃｈｅｅｓｅ ｐａｒｔｙ，ＤＪ是Ｃｈｅｅｓｅ的创始人Ｍｉｃｈｅａｌ Ｆｒｅｓｈ和新来的ＤＪ Ｄｅ Ｌａ Ｂａｓｓ；
10月24日，还是九霄，瑞士名ＤＪ和制作人ＤＪ Ｇｏｇｏ；
10月31日，藏酷天地，日本最成功的ｔｅｃｈｎｏ ＤＪ之一ｋｅｎ ｉｓｈｉｉ（石井贤），一次豪华、爆满的千人鬼节大ｐａｒｔｙ；
11月21日，ＣＤ Ｃａｆｅ会来一位日内瓦的地下ＤＪ，ｔｅｃｈｎｏ和工业风格的ＤＪ Ａｎｄｒｅａ Ｖａｌｖｉｎｉ……但所有这些信息加起来，也没有当年ｄｉｓｃｏ重地莱特曼的意义更大——他们居然开始自己策划正经的ＤＪ表演！11月20日，重新开业后的莱特曼会请来香港老一代ＤＪ Ｓｐａｒｋ和明星级的德国ＤＪ Ｔｉｍｏ Ｍａａｓ。ｐａｒｔｙ的成败，在于策划和制作，如果连莱特曼都能自己走出这一步，那么即使它仍然每晚放口水歌，就像2003年主办成都首届全国ＤＪ派对的红色年代一样，也是意味深长的。
尽管还是缺乏夜生活的基础，尽管如此的快乐似乎还不符合压抑和抗争中的青少年文化，但新的生活方式和音乐还是在冲击这座浮躁的城市。20岁上下的新一代顾客开始加入，白领被洗得变色变有趣，更多的闲人和文艺青年开始有钱，2003年的冬天，事情开始变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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