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日夜 之一 弄堂
我比较懒于看书。在我的概念里，除了张爱玲的作品，最“上海”的一本书非王安忆的《长恨歌》莫属。那本书以上海的弄堂开始，恣意汪洋了将近20页关于弄堂的空镜头后，才有主人公王琦瑶的名字出现，到第二章方是故事的开始。当时20岁的我，和所有这个年纪的人一样缺失耐心，差点因此就抛下这本书对其嗤之以鼻了。幸好没有，真的，否则就错过了这本对我整个2字头岁月影响最大的小说，也错过了我对弄堂的情愫，鉴于弄堂之于上海这个城市完全的象征意义，我的整个对上海的恋爱也就可能是无本之末了。
毫无意外，我是在上海的石库门弄堂里出生和长大的──四川北路海宁路，那里原先的弄堂，根据现在比较权威的划分方式，是属于典型的早期弄堂的一个变体(注1），一条主弄堂再分出一条条侧弄堂，呈“非”字型，主弄堂上没有住家，房子全在侧弄堂上。两条侧弄堂之间是5到6套完整的石库门两层楼，前门就是黑漆漆的木制的石库门，推起来是要费些周折，兼带着些隆重的意思，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弄堂里的住户是极少开这大门的。平时进出都绕走后一条侧弄堂的红色的后门，整条弄堂的住家都约定俗成地依次类推，这后门便反仆为主，成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道，不但居民进出、亲友来访走后门，大家的信箱奶箱也都挂在后门，邮递员和送奶站都轻车熟路。脚踏车也锁在后门，甚至结婚了，鞭炮也在后门放，放完了，新娘新郎被亲友簇拥着喜滋滋地由后门进了洞房。长时间地弃前门不用，前门逐渐成了摆设，我曾亲眼见到邻居家前门上的斯布灵锁在真要开门时却已经锈蚀得死死的了。前门黑色，高大肃穆，门后是通亮的天井，后门红色，低矮逼仄，门后是脏乱油腻的厨房或者从不见阳光的过道，舍前门走后门，上海人所以要被人诟病小气，但想来，也只有上海人这点小气，弄堂里才不会为了人员频繁的进出而大动干戈，在毫无修养可言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才因此显得出奇地、难能可贵地与世无争和有礼貌。
然而如果上海人真的小气，和石库门几乎等同的“七十二家房客”现象，也就不会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20世纪后半叶上海住房的紧张是全世界都有名的，老少三代挤十个平方、一张床上拉布帘睡父母孩子两对夫妻等等并不鲜见。解放前，电影和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所揭示的创痛是一层原因，解放后，大量紧缩有产阶级房产分给最底层劳动人民又将住房条件人为恶化了。我幼时居住的海宁路，解放前是上海的娱乐集中地(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就在我家对面)，又兼日本人势力范围，所以除了上海人之外，以小有产业的广东人和宁波人居住为多(我家就是广东人)。我家住在二楼，从我懂事开始起，就被家里人灌输着对楼下住着的那家苏北人的绝对蔑视和仇恨。这种蔑视和仇恨，虽然不是直接的、表面上的，却是力量巨大的。蔑视和仇恨不直接对人，对象是他们不雅的语言、他们不卫生的生活习惯、甚至他们炒碗咸菜，我们二楼的门便会锁死，为那阵阵的臭味掩鼻不已。流言永远都针对他们，说着他们家谁谁谁又关了“提篮桥”，言语里竟有庆幸的味道。我一直奇怪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成了邻居?大人的解释永远是“当初上下都是我们的，只是嫌楼下阴暗潮湿才搬到二楼来，楼下空着也是空着，便让给他们住”，很大方的样子。后来知道了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才发现那种大方是多么地迫不得已，又是多么地伪善。整条弄堂里，不是只有我们一家，几乎整条弄堂的“二层楼”，对“一层楼”都是迫不得已和伪善的，再看开去，几乎整个城市的“二层楼”，对“一层楼”也都是迫不得已和伪善的，这就不难理解上海人和苏北人那不共戴天的仇恨的由来，推而广之，上海人另一被外地人诟病的“蔑视乡下人和外地人”的思维也就不难理解了。上海人这一陋习，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基本完全消失，而同时，这时期上海的住房条件得到了彻底改善，这之间，不能说没有联系吧。
上海的弄堂，绝对的“死弄堂”是极其少见的，从这条马路的这个弄堂口进去，必能穿到后一条平行马路上，抬头看弄匾，却是另一个名字了。而同一条马路上左近的两条弄堂，其间一般也会至少有一个侧弄堂相通，这样一来，就会在两条马路之间构成一个H型。别小看了这个H，想要从这条马路的这一点到达另一条马路的任意一点，通过穿过这个H，肯定是最近的──前提当然是要你熟悉这个H，从哪里进去，相连的侧弄堂在哪里，又由哪里出来，否则正好适得其反。上海人一般对这个H有天生的敏感，面对一条从未到过的弄堂，上海人都会很自信地走进去抄小路，迷路几乎是天方夜谭。最极端的例子是愚圆路749弄，从主弄堂开始分支，可以分到第四第五级的侧弄堂，在最末一级侧弄堂似乎山穷水尽之时，穿过一个匪夷所思的暗道，竟然又是一个新的弄堂。据称，汪伪时代众多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如周佛海、李士群等皆居住与此，这条机关处处的弄堂可以帮助他们在紧要时脱身（注2）。
当然也有对这样的便利视而不见的，譬如我。我幼时读的小学，就在弄堂口隔壁，不过每次放学只要一有机会，我都会偷偷过弄堂口而不顾，向东一直走到和海宁路垂直的乍浦路上，再往北，走上武进路，再折西走到后弄堂回家。这种舍近求远的长途跋涉，是我童年最大的自豪和秘密，现在想来，是那时被长久禁锢在家中的一种叛逆吧。当然这种长途跋涉可以再惊心动魄一点，比如先向西，一直走到四川北路再由武进路东进回到后弄堂，这条路线我很少尝试，一是因为四川北路车辆众多，那时虽然幼小，但已经懂得不能开自己小命的玩笑；二是实在太远，回家时间算不准难免露馅。我曾经在一个下雪天心血来潮走这一线路，终于胜利到达后弄堂口时大概因为太激动，在雪地上滑了一跤，鞋裤尽湿而东窗事发，被母亲痛打一顿，记忆深刻。
我家住在侧弄堂的最后一个门牌，这样就使得房间结构比较不同——得天独厚有一个南北向朝东开窗的大客堂间，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奢侈的。从高大的东窗看出去，这一条侧弄堂所有住户的朝南房间都在左手边一览无遗，很有点傲视群雄的味道，那种统治的满足感不是能够言说的。而正前方更是每一季都有不同的妙处：天晴时，一望到底的万国旗，多彩却整齐，坐下来每一家每一竹竿的衣服研究过去，就可以大致了解每一家的人员组成、经济条件及生活习惯，再联系上大人平时对这些邻居并非那么光明正大拿得上台面的评价，简直就是一部小型的《人间喜剧》(或者《人间悲剧》甚至《人间闹剧》anyway)。因着住的大多是身陷商品短缺时代的老饕型广东人，除了衣服之外，这一片悠然地方时不时会晾出一些惊世珍馐——或半条早上4点就赶去福州路水产公司排队抢购的青鱼，或一只刚活杀褪毛炫耀之极的童子鸡。一到冬天，为了口腹之欲而心灵手巧的老广们更是比赛似地将自家做的香肠蜡肉一竹竿一竹竿排出来比靓，而要克敌制胜，就必须亮点绝活，比如挂一串做起来绝对吃工夫的“金银印”，让邻居输到心服口服。那时侯看出去，这一排天井的上空就是一个大型屠宰场，很刺激味蕾以及肚子里的馋虫。
现在想起来，这些东西都近在咫尺伸手可及，不管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上的。侧弄堂并不长，十几米的样子，1994年当这片弄堂行将拆迁之际我最后一次站在东窗前看侧弄堂尽头的主弄，是那么地被放大的，那里经过的一个行人或一辆自行车，我甚至能拦住他们，和他们拉家常，但在幼小时的我，会觉得那里好远，当看到外婆或者妈妈的身影在那里闪过，我还有足够时间从容不迫地收起玩具，拿出英文书背“apple”、“ball”、“car”……。
这条弄堂最大的特殊是“非”字型只有半边，另半边是一堵黄色的高墙，高墙后面是一家著名的电影院，是沪上最早几家冷气开放的电影院之一。站在我家的东窗前，电影院顶上那两个黑洞洞的换气老虎窗是最显眼的风景，也是我幼年最大的梦魇，我总觉得终有一天它们会跳下来吞蚀我，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搬离那条弄堂，简直就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典型案例。当然住在电影院的贴隔壁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夏天可以享用他们制造的冰水──这其实是他们制造冷气的副产品。每年夏天电影院都煞有介事地印了冰水票卖给居民，而且说好只供应这条弄堂的居民，别处的人只有掉口水的份。我们真的很受用呢，在那个不知冰箱为何物的年代，冰水简直就是特权的代名词。弄堂里的人每天小心翼翼撕一张宝贵的黄色小纸片，提着热水瓶到弄堂尽头电影院边门排队泡冰水，泡完回家当宝一样定人定量定时供应，不作兴浪费一点点的。住在电影院隔壁，大概也就看电影和喝冰水两个好处了，可惜的是我自小有哮喘病，冷气和冰水是最大的两忌，被家里人明令禁止，十二年里几乎没有开戒，现在想来仍旧耿耿于怀。
我家又恰好是H型那个相通侧弄堂上的最后一家，在我家厨房和阁楼窗外，隔壁弄堂的房子近在眼前。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条侧弄却是被一堵高墙封死的，这就是说，如果我家厨房的窗台上掉下去一块晾着的肉，那就需要家里人奔出弄堂，奔上海宁路，奔到快到四川北路路口的隔壁弄堂，奔进弄底，才能捡到那块肉，上帝保佑它没给猫叼走吧。捡完了还要原路奔回，气喘吁吁地正好能把肉放进水开的锅子。后来这堵墙上开过一个铁门方便进出，可不出一年又被糊上了，一点也搞不清其中蹊跷。
然而这条弄堂终究是破旧不堪，居住和卫生条件差，日式结构那种纸和三夹板制的拉门和墙壁摇摇欲坠，楼梯吱嘎有声，门窗关不严，老鼠蟑螂横行，黄梅天屋顶渗水严重更是烦恼。1994年，这里终于在留恋不舍兼又兴奋中被推倒，成了一个停车场。
多年没有再回去看过。上个月某天有事经过那里，站在电影院旁边竟怎么也找不到一丝故居的线索。我木然地站在那里，身后是海宁路上呼啸而过的车阵，还有十二月凛冽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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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弄堂怀旧》 张锡昌著，200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注2 《百年积淀经典弄堂》 张路亚文，2003年 申江服务导报 上海开埠160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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