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我的深渊
慰藉，交流，以及对它们的吁求与渴望，几乎成了现代人心中冗长而遥不可及的梦想。历代以来由人类自己提出的一切希望原则到二十世纪都破碎了。在二次世界大战、性解放、解构主义等惨痛的历史记忆中，遗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怀疑的碎片，深刻的怀疑，虚无。要在怀疑与虚无中获得慰藉是无望的。在这种更深的伤害面前，人类要么“像牲畜一样狼吞虎咽”（赫拉克利特语），要么就陷入恐惧与绝望，像卡夫卡那样以虫的方式表现对这个世界的悲恸。天堂已经远去，安慰者已经缺席，人类以什么作为自己的幸福，作为自己存在下去的力量呢？当我们面对一个为早夭的儿子垂泪的母亲，一个在深夜徘徊的失恋者，或者面对一个在病床上熬着最后时光的绝症患者时，是那样的束手无策。在这些需要慰藉的一颗颗心灵面前，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是那样的一贫如洗。
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来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以雄伟的大卫像为代表），再也不能成为人类的理想了。自救是不可能的，许多先知式的人物都在绝望中发出了这样的叹息，如卡夫卡、加缪等。那么，海明威呢？他笔下的那个老人是英雄与坚强意志的代表，最后在梦中都还梦见狮子，可这个耀眼的乌托邦，人的神话，在海明威将猎枪塞进自己嘴巴那个时刻也破灭了。面对这些破碎的图景，以及幻灭感，我不知道萨特的“存在就是本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自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他既然否定了人有自救的可能性，人又何以知道自己的存在呢？他的人道主义的基础是什么呢？把一种自己都无法证实的存在当作存在的本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深的绝望。1948年8月，素有“存在主义第二号人物”之称的加缪，在圣保罗作讲演时为存在主义作了一个迷人的解释：“存在主义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圣。奥古斯丁，他对知识的主要贡献毫无疑问是他丰富的方法论。存在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我想，纯粹的方法是无法给带来慰藉与盼望的。圣。奥古斯丁带给我们的显然不会是一套存在方法论，他至少告诉我们：忏悔能使人回到神的面前，从而获得一个审察自己的地位。存在主义背叛了奥古斯丁尊神为大的立场，他们提出的一切希望原则都是在人里面的，人是非凡的人，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就是为了蔑视神的刑罚，在推石这种类似苦役的循环往复的工作中，以接受命运的挑战来获得存在的幸福。
但这并不等于人就真的为自己找到了希望。加缪最终得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公式：“我反抗，因此，我们生存。”这比起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似乎更具有行动性。加缪的反抗是为了建立现实的人的尊严，恢复南方思想中自然和美的概念。可是，一个以反抗作为自己生存基础的人一定不会有安息的，安息只存在于相信之中。从该隐到尼采，这条反抗线上的人，心中充满的都是矛盾和颤栗。反抗形象中最著名的是普罗米修斯，最终他也变成了半神半人，而不是普通人，他代表的也不过是人的理想。如果从现实这一面来看，人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是在不断地走向衷败，他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只“甲虫”；在艾略特那里是“稻草人”；在罗伯-格里耶那里是物；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孤独的、失去人性意义的小丑；在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中，他们是一些无法交流的活死尸；在毕加索那里只是一些割裂的方块，逐渐趋向于零……还有什么图景比这些更让人绝望呢？
二十世纪的人是一面破碎的旗帜。当物质不断丰富，科技不断发达时，人类好像才醒悟过来，其实人类最大的困难还是人类自己。奥古斯丁因着接受了圣经思想，就哀叹道：“如今我最大的困境是我自己。”自我成了每个人的敌人，因为自我不再代表正确的人，人与自我隔绝了，奥古斯丁甚至还说：“就是连我悔改的眼泪也还需要基督血的洁净。”这种深深的对人的怀疑使他绝望，但是，对神的笃信又使他存着永远的盼望，奥古斯丁就这样一直生活在绝望与盼望之间，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慰藉是一种深渊与深渊的响应。
深渊与深渊的响应。绝望是一个深渊，黑暗的深渊；希望也是一个深渊，光明的深渊。无边的绝望与无边的希望，一边是人，一边是神。人的尽头神的起头，西方许多思想家都体验到了这一点，像里尔克、基尔凯戈尔等人，早年都生活在虔诚的基督徒家里，因着对人的绝望情形的洞察，使他们在晚年都有一种强烈的想重回故地的梦想，可他们都只能思想，不再相信了，最后在痛苦与矛盾中死去。还有新正统派神学家蒂利希，在二战时期他曾做过军中牧师，当他看到战争的废墟时，他在日记中说：“我看到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倒塌。”他转向了神学，成绩卓著，可到临死前，他的学生问他说：“你祷告吗？”蒂利希痛苦地回答说：“不，我只冥思。”另外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巴特，至死持着“高等批判”的方法解释圣经他只相信福音的意义，不相信福音的事实。这么一位著作等身的神学家，也照样难逃痛苦的结局。因为在他们的视野中，安慰者是缺席的，他们只能与思想中的自我交流，无法与那位他们所思的有位格的神交流。在死亡面前，他们才真实感到，自我、自我的产物（思想、神学观念）无法使自己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太迟了。
二十世纪的文学，哲学，神学，绘画，音乐，电影，都笼罩在浓厚的失败主义的氛围中。绝望粉碎了每一个人。在一个缺乏爱、慰藉、交流、永恒的世代里，一切的艺术、思想只能带上冷漠、变质、绝望的品格。到后现代哲学那里，甚至连加缪那种“反抗者”的姿态也消失了，“怎样都行”。加缪为“反抗者”下的定义是：“什么是反抗者？就是说不的人。但如果说他拒绝的话，他绝不放弃。他同时又是最初意念中说是的人。”反抗者至少还有一个立场供他反抗，为他提供“说不”的理由。如今只有一些意志消沉的人，无奈地接受着一切，不再有反抗者了，原因在于勇气丧失了。人的神话、思想的神话、希望的神话都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人眷恋，值得人为之受难呢？或者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慰藉人呢？就像伯格曼的电影《呼喊与细语》里的那些无望的呼叫由谁来应答呢？
2、人为什么恐惧
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他们自己也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这种恐惧从何而来。探查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比我们探查一部作品更为有效地触及心灵的秘密通道。照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法，“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恐惧越来越有力地折磨着我们，到了每一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地步，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和散文家麦尔兹同他的朋友一道访问埃及时，有人问他，假如允许他问一个问题，并保证能得到回答，他将向斯芬克斯提出什么问题，麦尔兹说，他将提这样一个问题：“宇宙对人类是友好的吗？”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自恃聪明的人，让人倍感世界无常。正是由于人的有限与渺小，比之于宇宙与世界的深不可测，差距太大，才使人对许多无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惧。比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认为“四”、“十三”这些数字会给他们带来不祥，可见，面对世界的无常，人是多么脆弱而无助。
还有许多具体的事物，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惧。比如，苦难，或者说精神创伤，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说人类历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现在，思想贫困，情感颓废，爱情正走向欲望，高贵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无处不在的核威胁，等等，都已经把人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不是人类所能轻易承担的了。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并没有诞生，而现代人却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生存重负，这就是他们为何恐惧和绝望的原因。让我们回想一下古典神话中那个亚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头在北非海岸边的亚特拉斯山上散步，他这样做并不费力，因为他是亚特拉斯！但是，如果他将这个世界放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就会立刻被压垮，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无法承受这个重担。精神问题也是如此。人从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终极，人便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这就好比要把亚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样，最终会被压垮。人要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价，如同犹太人杀害了拿撒勒人耶稣要付出集中营的代价一样，每个人可以说都在付出代价。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严峻性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时代，人类遭遇的还只是性受挫，到现在，成了生存的受挫，显得更加严重了。悲剧也许正是这样开始的：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力为自己承担一切。我现在回忆起古代圣徒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情形，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倾诉，伤心的眼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的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纪的人类选择了自我承担的道路，这样，离弃了神圣的信仰，除了人的顾影自怜之外，还有谁来安慰我们呢？当我读着梵高写给他的恋人的书信时，我感到这个孤独的画家是那样地需要爱与慰藉；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一生都用立体法则绘画，将人抽象成一些线条和方块，可是，他将他的妻子与情人却画得充满人性，这说明毕加索希望在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写给恋人的信中也说：“小公主，当你来到我身边时，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说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爱中得安慰，只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太可怕了。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他在理论上并不相信有爱的存在。因着他作为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原初的渴望真爱的本质，这个本质将咒诅弗洛伊德那种以性为中心的思想。当他说出“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句话时，他里面所受到的冲击大概可以用恐惧颤栗来形容了。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严重的是，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单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像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使那几个模特儿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网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网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小，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影片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艺术家的视野中，里面一定包含着艺术家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惧。鲍斯威尔说：“没有比恐惧更让人苦恼的情绪了：恐惧使我们痛苦不堪，并使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极点。”蒙田则说：“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当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地洞外的动静时，他已走到了孤独与恐惧的深渊；英玛。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并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神已经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沉默。在这个事实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惧。事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一边听着巴赫的音乐，一边写完《沉默》这个剧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乐来抵挡他内心的恐惧。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吧，“我”行走在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河流上，越来越对将要面临的事实感到恐惧，当“我”见到那个隐藏在森林中拒绝作战的军官（马龙。白兰度饰）时，恐惧驱使“我”举刀向那个军官砍去，想以此来解除内心压力，这时，画面上只有军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以及他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恐惧！恐惧！”这里面，科波拉让我们看到战争把人性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恐惧，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对一个具体对象的，恐惧却与焦虑一样，可能是没有具体对象，无边无际的。肉体遭到攻击（如一只老虎朝你扑来）会害怕，精神的伤害却产生恐惧，最终带进绝望。害怕是现在的，恐惧则可以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那么，恐惧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人为什么会恐惧？一只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它照样可以很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会为未来的事而忧虑。未来如果没有安全，没有因慰藉带来的幸福，没有位格与位格之间的交流，人就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威胁。没有了更大的保护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从何而来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却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严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惧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探查恐惧发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说到恐惧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恐惧有许多种面貌，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形式：一、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有所恐惧；二、对“不存在”这件事感到恐惧；三、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我们还可以想出一些恐惧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种实际上涵括了绝大多数的恐惧类型。恐惧的强度也有不一样，有的较弱，有的强烈到足以导致绝望的地步，有的则在这二者之间。许多现代人经历了这种可怕的黑暗，并由此发展出绝望的哲学，基尔凯戈尔就专门写过一部著作，叫《绝望论》。绝望是恐惧的极端形式，而恐惧又总以颤栗为心理特征的，他表明人承受了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东西，以致心里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胁面前，人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保护者的。
人为什么会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感到恐惧呢？原因在于，自从每个人的自我成了一个茧，把自己与他人之间封闭起来之后，人就无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视神圣的存在，也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实上，人自身的存在是开放性的，他渴望与更高的存在联合在一起，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所以，东方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有“神人相调”的启示。古代中国人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中国思想中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天”相对应，“天”显得非常空洞，最终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结果是“人”，而不是“天”；西方思想中的“天”就是神，基督，赐生命的圣灵，“神人相调”是指三一神的神性与它所救赎的人性在时间里相遇，但不产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代表，其最终的合一是合一于“天”（神）“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这个渎神的物质主义时代，东西方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热烈地去追求属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彻底地向神圣存在关闭。这种存在的闭抑性使得人像戴上了眼罩一样，开始用人的立场来认识人自己。结果，现代人越认识自身的人性，就越发现它难以辨认，毫无内涵，于是开始对人的“不具人格的”事物产生恐惧，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就是现代的艺术家们越想认识人，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就越没有地位的原因。其实，古希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本来意思是“记住：你将死去”，可是，现代人理解错了这句话。
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单独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间里，人怎样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但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父母会对孩子说：“不必怕，因为神也在这里。”这是个简单而奇妙的真理，因着有位格的、无限大的、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惧怕“不具人格的”东西了。许多的心理学家，都用这个办法，实用主义式地表现出相信“神存在”的模样，却能对患病者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卡尔。荣格就经常告诉他的病患，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样，就可以对付心理上的恐惧。在荣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记者对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谈到他所认为的神是：“凡是从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东西，或是由我的集体潜意识中涌现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姑且把它称作“神”，并且向“他”投降。为什么荣格用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许多人呢？因为神的存在消弥了人里那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的恐惧，它太真实了。
第二种基本的恐惧是针对“不存在”这件事而言的。为什么今天会有许多人对“不存在”感到恐惧呢？既然它不存在，又用什么来引发人的恐惧呢？因为现代人普遍不知道万物的起源和终结，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变幻莫测的学说以及存在本身，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并且，现代人大多相信万物、世界、人都是在偶然和机缘中产生的，这样就否定了必然和主宰，自然会带进认识上的混乱。既然一切都是偶然而成的，那每件事就有了无穷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在一个瞬间会变成不存在，不存在的也可能在另外一个瞬间变为存在的，这哪里还有安全感呢？存在也因为缺乏一个不动的根基，毫无意义可言，人自然就会对“不存在”感到恐惧了。
第三种基本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具摧毁性的。“记住：你将死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死是那样的不容置疑。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死的权势将注销一切生者的意义：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在死，准备死，最终无一例外地进到死的怀抱中。既然我注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随时都可能临到我，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生之意义的质疑，它几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问题。那种像苏格拉底那样将死当作一种福乐来期待的人必竟太少了，因为它需要的是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起源于苏格拉底的不妥协之死。对苏格拉底来说，与真理的对话言说“道”（逻各斯）能使他无视死亡的某种可怕本质，甚至当掌管鸩毒的人告诫苏格拉底尽量少说话，否则毒性会发作较慢，须服食二至三份时，苏格拉底还回答说，且准备鸩酒，“不妨二至三份”。苏格拉底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是，今时代的人已经失去了对“道”的追寻，他还能够用什么来抵挡这一恐惧呢？
恐惧意味着一种威胁，时间对我们的威胁，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带来的自我威胁，这与罪有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创世纪》一书中，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就承受了神的咒诅：“你必定死！”这里表明人的堕落是堕落到了时间的制约里面，死即意味着时间对人构成限制。时间的威胁还不仅在于它将终结我们一生，更可怕的是，它还可能提前用一种强暴的方式来执行这种终结，如疾病，灾祸等。因着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无限、达到永远的愿望（生儿育女、著书立说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使得人都希望死迟一点到来，事实上人又无力做到这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就产生了，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都可能来敲门的不速之客。恐惧死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无力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负责。人的良知渴望公义、圣洁，而在人肉体里又没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一种为义自责的痛苦。因着人无法带着自己圣洁的一生去面对死，恐惧死实际上就是恐惧死后有审判。
如何才能缓解恐惧并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呢？我想，首要的是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及不足，从而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而不是草率地把自己看作终极，以为自己能够承担一切。真正的情形是，人被置身于一个他自己无法左右的世界中，再也不能靠自己有限的力量从恐惧的茧中突破出来，他必须承认人不是自己生存者，他必须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只有这位更大的存在者来守护人的生存，人活着的意义才能得到证实，我们也才能以此来克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对“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这个事实将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人类在世纪末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境地，他对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里那种的自信了，或者说，历史上许多残酷的事实业已证明，人类在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守护时，是有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野蛮和为所欲为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感到恐惧并不奇怪，而要彻底消除一个人内心的恐惧与不安，除非使这个人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公民永恒世界的公民。这个世界将给他新的更有价值的力量，给他信心，给他勇气，使他成功地从恐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这的确是一个秘密，我愿意再次引用詹姆士。里德的话：“正是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领域。”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似乎说得更为明白：“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抱着希望。虚假的恐惧伴随着绝望，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确实，终极意义上的恐惧，不是简单的害怕，也不是一种情绪，它关涉着我们生存的本源，只要有存在感的人，只要不愿苟活的人，只要还没有终止思索的人，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它是那么的真实而不容回避。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开端，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与估计。
3、受难，请求慰藉
我要继续说到恐惧对现代人的威胁“不具人格的东西”的威胁，“不存在”的威胁，“死亡”的威胁。人如果不能找到一种力量来解除这些威胁，他们的结局要么是绝望，让死亡提前到来（自杀），要么是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一书的结尾所说的那样：“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这两种结局都表明人类需要慰藉，以及单纯的幸福。人的存在经过许多黑暗的天才的摧毁后，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谁来关怀、抚慰这种存在呢？与这两种结局相对应的是两种艺术：描写绝望的艺术与描写受难的艺术，前者有卡夫卡、毕加索为代表，后者有福克纳、加缪为代表。在卡夫卡、毕加索那里，我们将看到人的存在如何被腐蚀成了非存在，他们对人已经毫无信心了；在福克纳、加缪那里，他们对人还存着信心，所以，在他们笔下出现了西西弗斯（《西西弗斯的神话》）、黑人（《熊》）、本德仑一家（《我弥留之际》）等受难英雄，包括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也是这类人物。这种在人里面建立起来的生命自信（中国的鲁迅也有这种生命自信的思想）使他们的作品充满殉难的光辉，感人至深。
如果绝望是我们所不要的，那我们的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了：苦熬，受难，生存的希望或许能够从受难中出现。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开头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这样认为。自杀是对死亡的妥协，回避，只有受难是真正为真理而斗争，是人为自己争取生存权利的唯一道路。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表达得最多的也是受难的意义，而不是自杀。在永无止境的推石上山的受难过程中，西西弗斯“嘲笑神，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热情，这些使他战胜了不可言说的惩罚”。西西弗斯是一个反抗的神话，受难的神话，海明威的“老人”是一个斗争的神话，福克纳则一再表达“人是不可摧毁的”这一思想，他的《我弥留之际》就是一个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原始寓言，里面存在着生活中一些有永恒意义的问题，如终止了受挫的一生的死亡，庄严地承担下来的诺言的后果，家族的骄傲，家庭的忠诚与背叛，荣誉，以及英雄行为的实质等。加缪、福克纳等人差一点就要将卡夫卡所消解的人的神话重新建立起来了。
西西弗斯、黑人、本德仑一家等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在苦熬”！福克纳这句话准确、深刻地表达出了现代人的悲凉境遇。尽管加缪告诫我们说，“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但西西弗斯有什么理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呢？他也是在“苦熬”而已！如今，我们也在苦熬，也在成为某一部悲剧的主角，那个幸福的人、欢乐的人无法在我们时代重新出现了，我们注定要在苦难中前行，像约伯一样，边刮毒疮边赞美，在恐惧和颤栗中期待安慰者的到来。我们这个时代所要忍受的东西太多了，既要忍受黑暗加重的事实，又要忍受神圣、光明被解构后而有的废墟。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把人消解得这么彻底：哲学家不再关心人的存在，而是成了语言的聒噪者；神学家不再解释神的本质，而发展出了“神死”神学；文学到后现代主义时代，只剩下一些欲望的片断、语言自行的推演了；绘画已经让小便器、大便、月经带登场了；音乐里则出现了两个指挥同时指挥一个乐队的局面……人彻底地从思想文化界退出，艺术里只剩下一个内容：疯狂。这尤其让我们怀念福克纳所表达的“苦熬”的坚韧与高尚，只有它，能够帮助人类度过受难的过程了。所以，从本质上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苦熬，在抵挡苦难的袭击，如里尔克所说：“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博尔赫斯是在用智慧和迷宫经验挺住，普鲁斯特是在用追忆所保存下来的美好事物挺住，尼采是用那个假想的“超人”，海德格尔是用思的神话与“诗意地栖居”的理想主义，他们都为“挺住”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他们最终也都没有挺住，人还是在他们的身后继续瓦解。
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受难，为之去死呢？在福克纳的眼中，是正义、同情和爱；在加缪的眼中，是单纯的幸福、生命的激情和自然的美，这些加缪把它称之为是“生活的源泉”；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日瓦戈医生是为着爱情、和平和诗歌而受难的；在耶稣的眼中，他上十字架背负苦难是为了神的国度和一切需要救赎的罪人。是的，正义，和平，爱，同情，幸福，神圣，美，生命与艺术的高贵等，永远是人类所缺少并追求的，只有这些，值得我们为之受难甚至献身，也正是这些崇高事物保证了人类能够延续至今，并使一颗颗充满恐惧的心灵从中得着真正的慰藉。受难的意义就在于能在苦难的深处亲见高贵的生存品格，以建立存在的意义。约伯的受难使他离开了自义的立场，认识到义的位格乃是神自身，而不是人的善；耶稣的受难了结了罪与旧造，使创造的人性被拔高到神性里，成了神与人的“中保”；连西西弗斯的受难，也使他认识到存在的残酷性，并学会了接受命运的挑战，由此获得了激情及一种假想的同石头结盟的幸福形式。没有受难，正义、爱情、生命、幸福的本性永远无法显现，这些事物，已经需要人付出代价来证明它的存在了。一种有代价的正义、有代价的爱情，才能产生至高的幸福。在这个人类只会索取不再给出的时代里，幸福已经到了需要为它垂泪的地步。
艺术，以及每一个存在的人，似乎再也不能像雨果、罗曼。罗兰或荷尔德林那样发出诚挚而直率的歌唱了，因为我们时代失去了雨果时代那种广泛的幸福基础。在破碎的时代和破碎的人里面，唯一的慰藉可能就是在苦难中积攒下来的那些美好瞬间了。只有在最杰出的艺术家那里，才能看到一些弥足珍贵的对慰藉的吁求。在《日瓦戈医生》里，是那一点艰难的爱和奔波之余在雪夜的狼鸣中写诗的场景；在《老人与海》里，是斗争之后的那一次酣睡；在加缪的《正义者》里，是多娜无奈的表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正义者。”在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里，它是不多的户外的树林、阳光和垂钓的场面；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是那个从牙齿里抠下来的金子铸成的戒指和犹太人压抑不住的送别眼泪……这些都是平常、微小、易碎的片断，但对于作家、导演来说，它都是在受难中积攒下来的，已经是来之不易了。比起前面所说的三种恐惧，这些美好的瞬间显然是脆弱的。真正的慰藉只能是从一位有位格的安慰者而来，只有它，能够把人存在的此岸、有限、必死与彼岸、无限、永生联结在一起，最终超越此岸性、有限性和必死性的限制。这样，慰藉就战胜了恐惧：它的位格将使我们不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感到恐惧；它存在的无限性与我们联结后，它就已经在人的生之中并最终、完全并绝对地在人的死之中，我们也不再对“不存在”与“死亡”感到恐惧了。
这让我想起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从受难的意义上说，再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那样苦难深重了。整个旧约时代，他们因着悖逆与耶和华神多次疏离，这个时候，他们就陷入不安、恐惧和灾祸之中，并到处受凌辱，甚至从旧约最后一本书《玛拉基书》到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之间的三百余年时间里，以色列人因为缺少神的默示，那段时间是完全黑暗的。义人在那个时代天天所仰望的就是安慰者（基督）的到来。新约基督来了，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不幸、苦难与死亡之中，以无罪的成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把我们从中救赎出来。所以，讲到对恐惧的超越，对慰藉的吁求，就离不开十字架上替死的爱，离不开复活的观念，这幅受难、死、复活的画面，仿佛成了人类生活的简约象征，它把人类残存的美好瞬间都聚拢起来了，成了一个新的人位，与人类之间发生一种新的关系。这让我想起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那幅米开朗基罗的巨大壁画所描绘的景象：神伸出手指去接触人，而刚被创造出来的人也伸出手指要接触他。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关于位格与位格之间的交流的图画。只有这种交流实现后，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与自我的交流才能够有效地实现，人才不会在各种疏离中感到孤立无援，人生才不会像福克纳所说的“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交流的实现就是慰藉的发生。从对慰藉瞬间的请求到一位有位格的安慰者到来，这里面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受难过程，当我说出这个事实时，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它是可蒙记念的眼泪，我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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