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虚构的告别与迟到的发现
2003年07月05日 05:21
深圳商报他的作品在内地“屡遭退稿”，在台湾却与王小波同获文学大奖，受到痖弦、苏伟贞等名家的高度评价。他的作品在国内杂志刊登后默默无闻，但却被选入当年所有《中国优秀短篇小说》选本。他的作品出版之后八年读者不超过两位数，但评论家艾晓明说，“如果不关注这部小说，我们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活的了解，将是极不清晰的。”他……
他现在还是“深圳的薛忆沩”
小说家热爱虚构是很自然的。虚构是薛忆沩的爱好，他把这个爱好延伸到生活中来了。对不少知道他的小说的人来说，他现在还是“深圳的薛忆沩”。6月号的《书城》上介绍他时，还说他继续在深圳大学任教。薛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说不定哪天又回来了，可以减少解释的麻烦。这当然还是小说家言。
他仅有的两个长篇，一个是《遗弃》，另一个是《一个影子的告别》，都有一股离开的意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注定了薛要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关于《遗弃》，评论家艾晓明说，“如果不关注这部小说，我们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活的了解，将是极不清晰的。”不过，即使这样说，薛的写作仍然像是一个影子，有时被人看见了，有时则看不见。这不像国内的很多作家，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存在的。薛的存在依然不大清晰。
他是异人，从小就是。
我跟薛忆沩第一次见面是1998年4月的一天。见他的文章则是1996年。那时他用"薛铁龙"这个名字在《南山报》的副刊上发随笔。薛后来解释说，90年他写完两个长篇小说，因为一些很神秘的原因突然厌倦了写作，连一篇最简单的东西也写不出来。直到1996才"重返家园"，能在《南山报》上发文章，已经高兴得不得了。
好在读书的能力一直没有荒废。他是读书家不是藏书家。薛生命中的快感多半是从读书中得到的。他主要读英文书，且喜欢把家里的灯都熄了，放下窗帘，点燃蜡烛，在微弱的光线下阅读。这个调子有点像那些浪漫派的女人，不过她们点燃蜡烛是做另外的事。
还有一个没有丧失的能力是解数学题。有的时候我们打电话聊天，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在解高等数学里面的习题。“可能中国写小说的人里面，我的数学水平是最高的。”薛不无得意地说。这就非我所知了。
他是异人。从小就是。他爸爸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国营工厂的厂长。小时坐他爸爸的汽车，从上下班的人潮中穿过，别的亲戚的孩子都趾高气扬，他总是非常内疚。他也许相信物质上的“优越”是一种“罪过”。他的负疚感是与生俱来的。
薛的一大爱好是走路和跑步。在深圳，他经常从深大走或者跑回家。他的家在罗湖。这至少有半个马拉松的距离。还有更厉害的，这就是从深圳坐火车到株洲，然后从株洲走回长沙。这样的事情一年最少要有两次。
相对小说家而言，薛身上更多哲人的气质。他似乎有点像维特根斯坦。比如《遗弃》，如果书名为《一个青年哲学家的画像》，大概也是恰当的。《遗弃》讲的故事，好像刚好是庄子那句话的反面。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图林（《遗弃》的主人公，编者注。）无法容忍自己拎着单位分的苹果或者草纸回家。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内省，挑剔大家习以为常的人生观念。据说，在很长时间里，《遗弃》只有17个读者，这是不奇怪的。
薛忆沩在多大程度上像他笔下的主人公，这是一个问题。按照我的观察，他比图林宽厚一点，随和一点。薛几乎不参加外面的晚间活动，但是如果偶尔参加一次，他也可以微笑着听，不说话。不过他在心里说些什么，这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跟薛讨论过他的哲学。我说他像维特根斯坦是指，他们对人生有严格的尺度。维特根斯坦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他像一个人。薛也是这样。他把事情区分为有意思的和没有意思的。值得的与不值得的。他苛求自己做有意思的和值得的，把没有意思和不值得的拿掉。
他不能容忍自己发胖。他说，发胖跟吸毒一样。
他看见报纸上老是出现“靓女”这样的词组。他说，只要有什么“靓女”，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搞过女权主义运动。
他点评有些写东西的人。他说，写得那么差，为什么还舍得写呢？
《遗弃》出版之后八年读者不超过两位数，直到艾晓明推荐重新出版，才有迟到的发现
他的哲学大概影响了他的际遇。比如说，他的短篇《生活的细节》在内地“屡遭退稿”，拿到宝岛台湾却与王小波同获《联合报》第十三届小说奖的“极短篇”（1991年）。在台湾，这篇作品受到痖弦、苏伟贞等名家的高度评价。七年之后，又是首先通过台湾《联合报》副刊"重返文坛"。另一篇"极短篇"《与狂风一起旅行》在《联合报》副刊"头条"发表后，又被译成英文发表。过了两年，作品才被内地接受。《出租车司机》1997年在《人民文学》登出后默默无闻。过了四年，在《天涯》杂志登出（这次刊登是编辑上的一个技术错误）后，被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所有重要选刊选用，被选入当年所有《中国优秀短篇小说》选本。薛忆沩的"言情小说"被认识的过程总是推后，更不用说他的所谓"哲理小说"了，《遗弃》出版之后八年读者不超过两位数，直到艾晓明推荐重新出版，才有迟到的发现。而他的另一部长篇《一个影子的告别》迄今为止仍在等待发现中。
他还有一句口头禅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好。
薛忆沩最终能够做到多好，这是我不想预测的。
一个在深圳见不到人影的“深圳人”
一个总在前方等待“发现”的作家
薛忆沩：1964年4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85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97年1月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薛忆沩主要作品：长篇小说：
《遗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个影子的告别》（待出版）
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联合文学》杂志（台湾）1990年第12期
《花城》杂志1990年第6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收获》杂志2000年第1期
作品集：
薛忆沩小说专辑《今天》杂志（美国）2001年冬季号
短篇小说：
《有人将死》《收获》杂志1991年第3期《广州暴乱》《纯文学》杂志（香港）复刊第16期《收获》杂志2000年第2期《出租车司机》《人民文学》杂志1997年第10期《纯文学》杂志（香港）复刊第5期《天涯》杂志2000年第5期《中华文学选刊》杂志2000年第11期《小说选刊》杂志2001年第1期《新华文摘》杂志2001年第2期
《读者》杂志2001年第3期《今天》杂志2001年第4期
薛忆沩：“我的一生终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
“我总是苛求自己。我总是苛求语言。我总是苛求自己与语言的关系。毫无疑问，我的一生终将成为这种苛求的祭品。”
“我是一个居住在书面语言里面的人。大量的阅读与少量的写作一直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我地理地“居住”在哪里。阅读的质量与写作的质量就是我的“生活的质量”。厨具或者便池的产地对我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的“虚构”根源于众多的“实情”。比如，我的书架仍然留在深圳。现在，我还能够清楚地记住我的书籍摆放的位置。
王绍培（以下简称“王”）：薛忆沩，你现在居住在西方，你愿意谈谈你的生活吗？
薛忆沩（以下简称“薛”）：我对居住的理解从来就比较抽象。地理位置的更变不可能清除我对生命的困惑。几年前，我读到桑塔格谈论卡内蒂（小说《迷惘》的作者）的文章。我非常认同她对居住的抽象理解。我是一个居住在书面语言里面的人。大量的阅读与少量的写作一直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我地理地“居住”在哪里。阅读的质量与写作的质量就是我的“生活的质量”。厨具或者便池的产地对我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王：我注意到附在你作品后面的作者简历中仍然有“现居深圳”的字样。这是你的“虚构”。你为什么要这样“虚构”？
薛：我告诉我的编辑说，这是现代的“空城计”。其实，我的“虚构”根源于众多的“实情”。比如，我的书架仍然留在深圳。现在，我还能够清楚地记住我的书籍摆放的位置。有时候，关于明清的那本书会被摆在关于魏晋的那本书的前面。那是一排散发着历史唯心主义气息的书架。只有我自己能够圆说那些书籍摆放的原则。
王：原来你的“虚构”还真的来源于“生活”！
薛：还有一个生理的原因。因为深圳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城市，它就像是我们大家的孩子。通常总是城市比生活于其中的人要衰老。而深圳是一个例外。深圳是我们青春期的特征都已经暴露无遗之后才拔地而起的。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有一句说“爱是一个婴儿”。相反，婴儿也总是激起我们的爱。尽管现在，深圳已经到了要向我们炫耀“代沟”的年纪。一般来说，这是“家庭关系”最紧张的阶段。但是，我很清楚，对青春的不满肯定是衰老的重要症状。如果我的衰老还没有垂临，“现居深圳”就应该仍然能够给我带来“天伦之乐”。
“回家”的方便令物质的“家”失去了光泽。在精神的家园里，我们或许能够索取更多的体贴和孝敬。
王：在我们这个交通和电讯如此发达的时代，地理的居住概念的确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薛：随之而来的还有“家”的概念。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奥德修斯“回家”时经受的那种千辛万苦了。“回家”的方便令物质的“家”失去了光泽。在精神的家园里，我们或许能够索取更多的体贴和孝敬。
王：你刚才提到了你留在深圳的书架。我想你现在的房间里也应该有一个书架吧。那里面摆放着一些什么书呢？
薛：这是一个很小的书架。里面照例摆放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全集、一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两本布罗茨基的随笔和一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译本。与这些英文书籍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几本法文作品：一本兰波的诗集、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书架上还有英汉对照的《四书》、《庄子》和《楚辞》。还有一套中华书局版的《李商隐诗歌集解》。
王：这不是一个很“小”的书架。
薛：我的书架里最值得炫耀的是一本西班牙文的精装书。我不大相信还会有另外一个中国人也拥有这种书。这本书进入我的书架的过程展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这本书是一个朋友在北京通过我从来就不以为然的“网”为我订购，然后在一个飘雪的夜晚在我们这座城市惟一的一家西班牙书店里领取的。而我们这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城市里，这种书当时只到了两本。我想另一本进到了那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里。这本书就是被我奉为“圣经”的《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的回忆录《为叙述而活着》。很遗憾，我的西班牙文读得相当慢。这一次，我不能够尽情地享受阅读的快感。对于这本书，九个月以来，我的快感更多地来自触觉，嗅觉以及漫无边际的幻觉。
王：除了文学作品，你还读其它东西吧。
薛：我主要还是读“其它东西”。我读社会科学所有门类的书。我还读自然科学的书。历史和数学是我的偏科。我特别关心十六及十七世纪的历史。那也是数学的“黄金时代”。我的一个“人物”将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正在为他“选址”。
王：我对你现在的状态已经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
薛：我的“现在”就是我的“过去”，也就是我的“未来”。我的生活从十二岁以后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了。我说过，那一年我无意中读到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将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转发”给我。是呵，“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从此，我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未来”了。也就是说，十二岁那年，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已经看到了生命的“界限”。后来我有一本自印的诗集就被命名为《界限》。那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最高文学“成就”。我早就知道，无限的时间劫持了人生的意义。生活永远都只是时间笑料。
王：你仍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薛：粗俗点说，这叫做“厌生”。我的这种态度基于我对生活的理解。在我看来，悲观是惟一的“正见”。我们用不着等到“萨斯”来折磨我们的呼吸道或者自尊心时才开始“顿悟”。“厌生”使我有了生活的目标。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一种“小生活”。大量的阅读和少量的写作是这种生活的“基本面”。总是有书可读并且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写作，这两个“总是”提供给我“活着”的理据。它们是我的“护身符”。这后一个“总是”意义更加重大。它令我的生活有点像是赌博。我总是以为自己将会写出一部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于是，尽管“厌生”，却还在“求生”。我经常告诫自己，也许这“以为”只是上帝让我延年益寿的“秘方”，即使到了“正寝”的时刻，它也不会得到“实证”。对这“以为”的怀疑消耗了我过多的精力。
我是一个不坏的鉴赏家。但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者
王：那么，让我们转换一个话题吧。你前面提到你有过写诗的经历？
薛：诗是最高尚的住宅或者是六星级的酒店吧。我每天都要“入住”这间酒店。诗是我的生活必需品。我以“诗”为天。诗直接参与我体内的新陈代谢。每天我都读一些英语，法语以及汉语的诗。我是一个不坏的鉴赏家。但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者。我很早就放弃了“表演”。如果现在我还偶然写点诗，那只是解闷或者自娱。去年有一首诗题为《苍蝇》，讲述一个伤感的故事。你想发表它吗？如果发表，恐怕应该注明这表演者属于“业余组”，以正视听。我偶尔也试着用英语写诗。我梦想自己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重新经历一次不安的青春。
王：英语和法语是你阅读的语言，而汉语是你写作的语言，你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薛：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经常会出现难堪的紊乱。我不知道如何解决。也许只能忍受。有时候，西方语言之间也会出现“错乱”。我的说法是“八国联军内部也出现了矛盾”。我们的哲学书上不是说“斗争是绝对的”吗？我们怎么还能够与“绝对”去作斗争呢？也许只能忍受。我的法语老师总是鼓励我用法语写小说。她说我的法语写作很有潜力。但是，我知道我不行。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不相信我自己。我没有信心。对于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我都没有信心。我对写作要求过高。高处不胜寒。语言问题被我当成是一个道德问题，或者是我面对的最大的道德问题。我总是苛求自己。我总是苛求语言。我总是苛求自己与语言的关系。毫无疑问，我的一生终将成为这种苛求的祭品。
王：你的儿子呢，他还记得中文吗？
薛：“说”没有问题，“读”还勉强，“写”已经有点吃力了。他仍然用中文写日记，但是字数与年龄成“反比”。有一天，他问我睡觉的“觉”字怎么写。这不应该是一个初一学生的问题吧。现在，他的英文，法文和中文都容易被诊断为“残疾”。我估计，他中文的残疾将是终生的。
王：尽管如此，他应该仍然生活得非常快活。
薛：在中国的时候，他好像每天都不开心，因为老师总是羞辱他（有时候，我也要惨遭连坐）。在这里，他好像没有一天不快活。他的老师总是表扬他，肯定他。有时候，人们会去怀疑老师的责任心。但是，还有什么比让孩子快乐更可以称为“负责”的呢？另外在这里，老师善于嘲笑自己，学生可以调侃老师。要知道，“自嘲”是最好的启蒙。而呆板的师生关系只会妨碍智力和性情的成长。
我的作品总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被人们认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问题还是“人们“的问题。
王：自从我们上次谈话结束又是十八个月过去了，你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什么新的作品发表吗？
薛：我只发表了一组“旧的“作品，在《天涯》杂志上。那是我十六年前写下的东西。我的作品一般都没有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不需要“折旧“。过很久，它们也还是“新的“。也许正因为这样，这一组小说还能够被收到去年中国优秀短篇小说的一个选本之中。我的作品总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被人们认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问题还是“人们“的问题。《遗弃》等待了将近十年，而与《遗弃》同年完成的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自今仍然不能够出版。
王：你说的是《一个影子的告别》？
薛：是的。去年又有一次“仿真的”尝试。一位北京的书商与我签了合同。我以为小说能够在今年的春天“上市”。我为这次“几乎的”出版写了一个简短的序言。你可以将它发表出来。从序言中，你可以看得出我的“怀疑”。那真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作品。我曾经说，它不出版，我的二十五岁就永远不会过去。你看，我现在已经是快满四十岁的人了，却还在垂涎二十五岁的生日蛋糕。我的发育显然是有点问题。小说在海外也有过几次评论了。国内也有不少人知道它。可是，它至今不能够出版。它仍然是一部有“名”无“实”的作品。它仍然是一部有“价值”却没有“使用价值”的作品。
王：你好像并没有绝望。
薛：但是，我的确不太理解我与“出版”的关系。你知道我的“小说集”也从来没有出版过。有那么多人鼓噪，有那么多次尝试，但是，我总是无法抗拒那只“看不见的手“。我说的不是“市场”。我不知道天将降怎样的“大任”给一个人，才会要如此劳累他的筋骨和体肤。我们是如此渺小的个人，实在不应该因“大”失“小”。糟糕，我开始“忆苦”了。这与我“性格不合”。还是来“思甜”吧。你想来点什么“甜品”？
王：你的“甜”莫过于又有新作品写成。
薛：是这样。我的汉语仍然能够“触及灵魂”，这令我非常安慰。我给国内的编辑写信，自称是“乡音无改”的老客户，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的新作。那是一个关于“天堂”或者说关于爱情和死亡的故事。那是一个发生在1938年3月26日到27日深夜的故事。那是一个发生在黄河东岸一个小村庄里的一间破屋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已经预感到死亡的临近。他在给他下落不明的爱人写信时，绝望地说他想听她在他的墓碑前吟诵莎士比亚的诗句，比如"我要用珍惜来伤害你"。他颤抖着告诉他的爱人，"你的声音总是掠过我的听觉"。
王：看起来，你并没有改变你的方向。
薛：我不可能改变我的方向。这是“宿命”。我的方向是12岁时那一次偶然的阅读带来的"伤痕"。
王：最后，你能不能分别用一句话来评价一下你的两部长篇小说？
薛：这好像是一个智力测验题。我可以加大它的“难度系数”吗？我能够分别用“一个字”来评价它们。我的评价是：《遗弃》：冷；《一个影子的告别》：热。现在，你也许会说我更合适的职业是去发布天气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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