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本刊是最早采访木子美的媒体之一，并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众说纷纭，卷起了一股强大的“木旋风”。木子美在博客中国的性爱日记《遗情书》因为巨大的点击率，造成网路拥堵。无独有偶，青年学者、“美男作家”葛红兵的小说《沙床》近期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说该小说涉及情色，未及出版已引起争议。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批评卫慧时曾说，“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针对愈演愈烈的下半身风潮，他认为：从女作家叫春到男学者叫春，叫春的主题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进展。
木子美与葛红兵：肉体叙事向丑陋一路狂奔
记者：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木子美现象”和“葛红兵现象”据说已经被你“洗耳恭听”，作为下体写作最激进的代表，她似乎把卫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葛红兵更是开了中国学术界下体写作的先河。你怎么看这两档子事？
朱大可：这两件事都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样本，但都是抄袭来的毫无创意的东西。西方露阴癖的历史从麦当娜开始，到现在早已是陈词滥调了。木子美最初只是性暴露狂，而后才被迫转型为性挑战，向男人露出下半身的锋利牙齿。这不仅让有窥私欲的男人激动，也令女权主义者兴奋不已。其实它最终还是和周璇事件一样，是一次低俗而成功的自我炒作。但日记主人公的那种无耻的坦率，倒是挺可爱的。与其遮遮掩掩，真不如挺“身”而出。葛是我的朋友，但我还是为他感到难受。一个学者，不以思想和文学力量见人，却光着身子跑上大街，还做出害羞的样子捂住了“脸蛋”（注意，不是捂住“羞处”），这种秀法，虽然捂住了他本人的脸，却难免丢了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脸。他和长江文艺合演的“欲说还羞”的“双簧”，谁都看出来是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由于葛的不懈努力，文学和娱乐、学术和情欲的界线完全消失了。葛是用他的脸在给中国文学续写悼词，而且也顺手为他本人写了一份悼词。
记者：早在1988年，你就宣告了文学的死亡。在你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表达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失望；而在你近期谈到当代文学时说“既然它已经接近完蛋，那就让它早点完蛋好了。”十几年以后，是不是这种失望进一步加深了，为什么？
朱大可：葛红兵的《沙床》悼词验证了我的预言。早在80年代，文学的“上半身”变得摇摇欲坠，而今则已经荡然无存。但“下半身”的境况也并不美妙，除了虹影的《K》，从卫慧、九丹、春树到木子美，我们看到的是场面热烈的脱裤子竞赛，作家的叙事越来越走向低俗化和无耻化。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些身体演出有多少社会解放的价值。这完全不是身体的复兴，而是身体的自我贬损。今天肉体翻身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它既没有引发我们对身体的尊严和美丽的关切，也没有把我们引向精神的自由，恰恰相反，灵魂仍然是一个空洞，而身体叙事则朝着丑陋的方面一路狂奔。
上海：情欲依然在尖叫
记者：你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说，“在鲁迅谢世之后，小女人张爱玲从租界的法国梧桐下现身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点：自私、贪婪、爱美和爱自己都到了骨头深处。”在《上海：情欲在尖叫》里，你一如既往的对张爱玲和卫慧极尽嘲讽。你在前几年批评卫慧时说，“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我对此将洗耳恭听。”我想知道你洗耳恭听的结论是什么？是不是一个真正叫春的时代已经来临？
朱大可：“叫春的时代”是否到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从女作家叫春到男学者叫春，叫春的主题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进展。
记者：作为一个上海人，又在上海读书和工作，你写过很多关于上海的文章，但你对上海似乎缺乏好感和友善，那么上海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你1994年远赴澳洲，从一个“他者”的眼光，你如何看待上海？
朱大可：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我既是“他者”，又是“自体”。我的双重身份导致了我的精神分裂。我会在生活和经济层面上热烈颂扬它的诸多好处，但可惜我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在那个层面上，我只能如实说出我所看见的真相，这真相就是上海文化的萎缩和溃退。上海这些年都在编织皇帝的新装，他们编织得如此煞有介事，各种文化节日和庆典此起彼伏，而结果却是一个原创价值的空无，只有叫春的声音在黄浦江上空经久不息地回荡。
记者：在送给余秋雨一支“文化口红”之外，你重申了对“民族主义”的警惕。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处在“民族主义”的吊诡之内呢？这个词为何是危险的？
朱大可：民族主义是一种春药，它的确能够临时地调动民族肌体内部的激情，但其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能医治国人的结构性阳痿，却可能造成意识形态的震颤性麻痹。我是个人自由主义者，我无力指涉全民族的宏大事务，我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身边的一小片话语空间而已。
我说出真相的立场不会软化
记者是：旅居澳洲五年后，你于1999年回国，被认为是中国批评界在新纪元间重振旗鼓的契机。四年已然过去，在这四年中你都在做什么？你还想做些什么？你认为你的“重返文坛”，有没有真正改变新世纪国内批评和思想界的格局？
朱大可：这些都是媒体炒作的夸张用语。我是一个独立批评家，我的话语权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逃跑”和“离婚”。这几年写了少量文学批评，大多数时间却是在做流氓话语研究和城市文化分析。我的《流氓的夜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即将出版，它是十年前的那篇《流氓的精神分析》的续接。而城市个案的符号分析，也在不紧不慢地进行之中。计划中也想写一部《大众文化史》。或许还会抽空来对鲁迅做一次深入的精神分析。
记者：你对鲁迅的评论很有意思，我看到方舟子对你的批驳，仿佛鲁迅被你妖魔化了。你怎么看待国内学界对鲁迅的研究？
朱大可：现在需要做的是三件事：把北京鲁迅和上海鲁迅分开；把鲁迅思想和所谓“鲁学”分开；把鲁迅本人和那些鲁学家分开。在没有做到这三点之前，任何对鲁迅的谈论都是扯淡。方舟子对科学界作假事件的揭发，是有重要社会价值的，但他所滥用的大批判话语，把学术清算推向过度的仇恨，反而自残了他的事业。他对鲁迅的维护，无非是要维护那种道德批判的“暴权”。我注意到他对上海社科院某杂志的“诽谤”起诉，那是一个荒谬的故事，因为那些对方用来攻击他的用语，正是他本人经常攻击他人的。方舟子不幸中了他自己调制的语言蛊毒。这个怪圈，就是“鲁语”带来的后果。这个“鲁语”，起源于鲁迅，经过“文革”的发酵，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盛大产物，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的学术生活。希望方舟子能够从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我所担心的是，我自己也会一不留神掉进这个陷阱。我必须保持对话语的警醒。
记者：你被誉为国内文艺批评界最具杀伤力的批评家，几乎你写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引起轩然大波，从最早批评谢晋、汪国真到剥余秋雨的皮，不一而足。我在读完你的部分作品后，也产生了一种迷乱的感觉，你的独特的话语方式被人指称为不可模仿的“朱语”，在我看来，你的语言中有不可一世、不容置疑的独断性。越看你的东西，我越是感到困惑。我想知道你的思想谱系是什么？
朱大可：我的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文学批判时期、文化神学时期和文化批判时期。这似乎是一种螺旋的进程。如今我再度返回了批判的立场。一些人指责我的话语有暴力倾向，也许这是真的。尽管我的生活方式是自由主义的，但我的书写和言说却有着某种不容置疑的独断性。你很聪明，看见我的精神分裂。我是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混合物。这完全是个性所致。虽然我通常会仔细推敲我的批评用语，避免滥用话语暴力的倾向，但说出真相的立场不会软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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