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评论家章柏青专访：谈张艺谋不能脱离市场
新周刊
文化精英和媒体记者掌握话语权，因而电影评论出现看似一边倒的现象。而近两个月来文化界的指责越发激烈让人遗憾。
《新周刊》：你认为张艺谋电影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章柏青：把中国电影引向世界。1980年代早期，世界只知道香港武侠片和李小龙，第五代导演崛起后，张艺谋作为其中的领军人物，让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其中既包括《红高粱》、《菊豆》这样赢得国际电影节荣誉的经典作品，也包括《英雄》、《十面埋伏》这样走向全球普通人的商业电影。他的作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
《新周刊》：如何看待张艺谋电影的时代性？
章柏青：电影人脱离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导演离不开两样东西，第一是意识形态，第二是金钱。这两只无形的手始终遏制着张艺谋，他不得不再次条件下选择一条最佳的生存之路。1980年代早期，电影完全由政府投资拍摄，导演不需要过多考虑观众，作品体现出强烈的艺术性。80年代中后期，电影市场下滑，导演不得不开始考虑观众，于是有了《红高粱》这样有商业性的艺术电影。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张艺谋企图以适应观众的形式来表达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创作了《活着》反思社会的作品，但政府认为步调太大，尝试失败。经过调整后张艺谋拍出了被政府容许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此后他与意识形态渐行渐远，拍出了从广义上反映人性的《我的父亲母亲》。面对其后越来越低迷的电影市场，张艺谋全身心投入商业片创作。所以，一个导演不可能摆脱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张艺谋的电影是在以上制约条件下选择最佳生存道路的产物。
《新周刊》：为什么张艺谋的电影叫座不叫好？
章柏青：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要看什么人叫好，什么人不叫好。《英雄》和《十面埋伏》三类人叫好：普通老百姓和官员、政府、领导叫好；电影界人一般是叫好的，因为他们知道电影的困难。不叫好的两类：一是文化精英，自我定位高于普通人的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二是媒体，不叫好同时也是他们的经营手段。
《艺术评论》研讨会上有些专家的发言，一味地骂，脱离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实际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实体。当然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把电影看成是文化，赋予其思想意义和教育意义。他们希望张艺谋做知识分子的代言人，拍出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品，对电影的高科技和通俗文化不屑一顾。但是对《英雄》和《十面埋伏》这两部娱乐片，强调思想文化是找错了对象。娱乐片可以有思想也可以没有思想。
这些文化精英和媒体记者掌握这话语权，因而电影评论出现看似一边倒的现象。事实上，并非没有叫好的观众，只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发表。文化人也没什么错，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只是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让张艺谋按照他们的要求做，这是不切实际的。近两个月来文化界的指责越发激烈让人不免遗憾。
《新周刊》：为什么中国导演还不能超越张艺谋？
章柏青：暂时还不能超越。张艺谋已经是世界性的，他的一系列作品总体上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而且同时在艺术和商业两方面，中国导演中尚无人能及。究其原因，来自于张艺谋本身创作生命力的强大和电影团队组织力量的强大。
《新周刊》：作为商业片，你认为《英雄》和《十面埋伏》存在哪些不足？
章柏青：《英雄》和《十面埋伏》作为商业片，人物应有明显的正反。商业片需要赢取观众对主人公心理上的关注和支持，反面人物应引起观众在心理上的鞭挞和批判。有观众不能接受《英雄》，因为秦始皇的暴君形象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扎根，但《英雄》把他塑造成了统一天下、主导大局的英雄，这在理性上可以接受，但感性上容易引起反感，人们就不会朝着导演设定的方向前进。娱乐片应引导人们的心理动向，把观众感情引向所赞美和歌颂的人物。比如《十面埋伏》中原本的反面角色后来成了追求爱情的正面角色，中间缺乏对人们心理的引导，使得观众感情上难以接受，觉得唐突，这是哄笑的原因。另外商业电影还是需要清晰的价值观念，混乱的价值观念也导致了《十面埋伏》中的爱情不感人。至于其他评论讲到过的人物性格简单化，我并不认为是缺点，商业片这样做是对的。
《新周刊》：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你有什么要对张艺谋说？有什么要对张艺谋的观众说？
章柏青：创作娱乐片的同时更多关注社会问题。提高关注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作品在创作上所占的比重。对《英雄》和《十面埋伏》这样的商业尝试不应制止，但我们有理由要求张艺谋导演进一步拓宽创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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