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看书了

感觉很久很久没有读完一本书
昨天买到2本，准备在年前腊月翻完

把中东历史还给中东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12-13 15:42:23




　　本本主意

　　秦轩

　　在美国奔向中东民主进程的过程中，学术家们无意识碰倒的那个孩子，除了已经去世的萨义德，谁也扶不起来。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指出的西方研究视野中的东方面貌，至今仍然是中东研究的困境。即使全球化进程到了今天，国际新闻中曝光率最高、最容易呈现给世界的中东，其本质仍然无法真正为包括许多阿拉伯人在内的世界所了解。所以当伯纳德·路易斯面对萨义德的学术批评时，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没有像萨义德那样向以色列占领军投掷过石块，是不是就没有资格理解什么是中东历史？

　　东方主义语境下的伯纳德
　　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终身教授、美国中东地区研究中最著名的专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无疑是想要跳出东方学怪圈的西方人。今年5月1日，伯纳德·路易斯出版了他的新著《从巴别塔到信使：解读中东》（From　Babel　to　Dragomans：Interpreting　the　Middle　East），这位被西方学术界誉为“最博学的”中东学者希望有机会在伊斯兰世界与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空前对立的反恐时代，重新找到阐释中东的话语机会和自由空间。此书也在伊斯兰知识分子与美国中东学者中引起了空前反响。
　　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伯纳德·路易斯是否一开始就已经陷入了对伊斯兰世界的误读之中。1950年的一个安息日，一位叫做伯纳德·路易斯的伦敦大学年轻历史学者第一次来到中东国家土耳其。当这位在后来40年闻名遐尔的中东研究者走进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中，美国学者迈克尔·赫胥（MichaelHirsh）形容说：“他就像一个孩子迷失在玩具店里，或者是一个大盗走进了阿里巴巴的洞穴。”但是此时，伯纳德·路易斯最看重的，却是他自己后来所写的：“这就是伊斯坦布尔，在这个曾经是穆斯林帝国的心脏，西方式的民主正在萌发。”
　　以西方的普世价值衡量中东历史，从而让中东历史成为全球史的一个章节，而不是一份独立的宣言。这其实也是伯纳德的研究工作长期的客观效果。在《从巴别塔到信使：解读中东》这本看起来更像是伯纳德选集的书中，伯纳德用了50篇文章和演讲，从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中东以往的历史、当代事务，以及中东编年史的发展过程。涉及论题包括伊斯兰建筑、波斯文化在中东地区的流行、土耳其帝国与欧洲关系，以及恐怖主义的缘起等等。
　　与1997年出版的《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一书相比，伯纳德的新书继承了他一贯的历史宏大叙事方法。他也秉承了其一贯的核心观点，即西方正在最后的历史舞台上，与伊斯兰世界争夺统治地位和信仰。在中东的土地上，文明的变迁必然是革命性的，是对原有文明的破坏与颠覆。因此亲自参与过萨义德与伯纳德之争的贝鲁特美国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Khairallah·A.E.，回忆起1986年波士顿那场著名学者之辩的时候说，那次绝对是伯纳德的悲剧，因为萨义德将他批得体无完肤。

　　悲剧在白宫继续
　　伯纳德的悲剧也是美国中东研究的悲剧。这种悲剧在于，明明知道这种研究注定带有东方学的阴影，伯纳德们却依然偏执地进行。在9·11事件发生后，《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研究的失败》（Ivory　Towers　on　Sand：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的作者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等人曾坚持认为，中东学术界是所有伊斯兰仇恨的源头。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对中东地区的战略稳定。
　　萨义德的高徒们认为，美国中东研究的悲剧在于，伯纳德作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思想之父，使学术和政治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分野，在美国的中东研究中找到了结合的缘分。伯纳德·路易斯作为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座上高朋，是美国学者仰慕的席位。因此，贝鲁特美国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系教授Halah·Khashan将伯纳德的学术归结于一个不客观的研究：“当初他在伦敦念书的时候还可以算个学者，但到美国以后就变了。后来的研究都基于现实目的，为一种美国正在兴起的全球性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利益服务，而不是客观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伯纳德作为中东研究教父的视野，实际上与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的视野相重合。“中东必须变革”，这不但是伯纳德，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为中东政策预设的未来。因此《与自己交战》（At　War　with　Ourselves：WhyAmericais　Squandering　its　Chance　to　Build　a　Better　World）一书的作者迈克尔·赫胥说，伯纳德思想的效力注定会在两种人身上发生作用，一是“对于权力的热衷者，比如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这种一走进办公室就想传递后9·11权力信息的人；另一种是新保守主义者，比如保尔·沃尔福维茨这种一开始就认定要找一个藉口，来完成第一次海湾战争所未完成的终极责任者。”
　　其实还远不止白宫里那些四年一换的达官们。几乎所有的中东研究者都认定，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源自伯纳德·路易斯，是路易斯在美国的中东研究中首先发明了这个概念。Khairallah·A.E.进而表示，路易斯近乎偏执地认为阿拉伯世界和西方注定存在冲突，并且用宗教来定义冲突。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就是敌人。Khairallah·A.E.问我：“我本人是阿拉伯人，但我不是穆斯林，这里（指贝鲁特）还有我的家，我怎么可能把自己归属到西方去，我的敌人是谁？伯纳德把犹太文化算作西方的文明，可是犹太文化从哪里来的？”路易斯试图给人塑造一种印象，就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实际上是西方和伊斯兰的冲突。许多中东学者甚至认为，伯纳德·路易斯是在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张目。
　　伯纳德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投身到源源不断的国际政治洪流中，并在美国对中东政策中发挥重要影响。这正是马克斯·韦伯所不能理解的。他在《以政治为业》中告诫即将放弃学术、投身政治的卢卡契：“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不管什么人，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同意使用暴力手段（这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情），他就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特定后果。”这是韦伯视野中政治的悲剧精神，也是伯纳德·路易斯的学术悲剧。

　　中东的本来面貌是什么
　　中东历史的原本面貌如何，不仅仅是中东人的困惑，也是西方人的困惑。漫步贝鲁特街头，随处可见的可乐与美国爵士服饰，将这里打扮成新的伊甸园。而伊斯兰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也开始进入人权、普世民主等西方话语空间的关键词。因此贝鲁特美国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中东语言文学硕士Sam在面对提问时反驳说，东方主义理论基本逻辑就是，你是西方人，你来研究阿拉伯文化，那你肯定是一个，或者将会成为一个东方主义者。
　　Sam的问题其实也是伯纳德的问题，他在2004年向中东学者发问：如果你们说我的中东研究是在东方主义的语境下，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们的中东应该是什么样？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人找出答案。Sam进而发问，究竟世界需要一部什么样的中东历史。或者说，中东历史的本来面貌，其实是每个人所需要的面貌。
　　因此与伯纳德相比，Sam更不喜欢萨义德，因为萨义德“总是提到英法两国，认为很多西方学者的研究跟这两个国家在中东搞殖民主义有关。可是另一方面最著名的东方主义者是德国人，他们在中东没有殖民地。比较起来，他们的研究跟英法两国的学者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简单问题，实际上是对于伯纳德、萨义德等人的东方研究最本质的批判。
　　在《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第五部“现代的挑战”的开头，伯纳德写道：“以西力东渐来确定中东现代史的开端，在一定时间内曾经相沿成习，这与界定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史一样。再精确一点来说，是用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来确定其开始，指的是西方势力的来到、扩散以及所引发的转化过程。”他也承认这种研究受到西方政治变迁的影响。因此，Khairallah·A.E.告诉记者，中东历史的本来面貌，是身处中东文化中的学者所要着力建构的新问题，在没有找到中东历史的真正面貌的时候，指责东方主义的话语霸权，无法弥补中东历史的缺失。
　　不过读完了《从巴别塔到信使：解读中东》之后，我们仍然感到担忧。德国思想家罗莎·卢森堡有一句痛心疾首的名言：“一个急急忙忙奔向人类公正和解放事业的人，即使在路上无意中碰倒一个无辜的小女孩，也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这句话用在伯纳德·路易斯们的中东研究上，正好恰当。在美国奔向中东民主进程的过程中，学术家们无意识碰倒的那个孩子，除了已经去世的萨义德，谁也扶不起来。
　　（周庆安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