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在798工厂，包豪斯建筑倾斜的玻璃窗下面，是各怀鬼胎的艺术产业和文化生态，艺术家、野心家和二房东们陈列在参观者的视野中，制造了一个关于和谐社会的文艺神话；人们夸大了它的幻想性质，传说着圆明园的升级版和国产异托邦从天而降的故事，但归根结底，798投射着太多不属于它的理想，被抛光、上色，变成了镜子，那里面，一厢情愿的文艺青年们赞美着新世界，他们甚至以为一个足够多元的社会已经形成，居然容纳了飞地，或者说乐园。
得先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空房子太多了，工厂变少了，七星集团，也就是798工厂的地主，开始出租房子。这并非偶然，沿着机场路，可以发现更多空置的厂房、仓库，从2000年开始，艺术家、策展人就开始大规模租用这种空间，用于展览、活动和自用的工作室，有人联合租用然后分摊费用，也有人开始当二房东……2005年形成规模的草场地，正在以“艺术东区”的名义与798分庭抗礼。至于真正建立在居住、生活基础上，延续圆明园或者说苏荷传统的，宋庄、单店，是用农村取代西方的都市社区，从居住开始，缓慢地向经营、展示方向发展，有更牢固的生态基础。798并不是北京惟一有空房子的地方。
出租只是为了收钱，没想到权力关系从此复杂起来。因为艺术家们憋了太久，没机会像欧洲同行那样强占squat，也没力量聚合成社区飞地，理想国的梦在过于稀薄的文艺空气中，培养出了猛烈顽强的性格。租房子的想要做主人，要建立艺术区——这是媒体一直在讲述的创世神话，罗伯特的书店如何，冰冰的仁俱乐部如何，洪晃的《乐》杂志又如何，也有人提到过《新潮》杂志一度拥有过的庞大空间……这不是谁的意志，而是这个干巴巴的社会把水分挤到了一个出口。但地主不干，因为地皮要卖给韩国人，或以其他形式加入到巨型资本机器的运做中，以履行资本的本能，也就是去获取最大可能的利润。在2004年的第一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期间，组委会和地主之间剑拔弩张，艺术家和艺术商人则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选择参战或观望，或者左手向艺术节收钱，右脸向七星集团投诚。斗争的最终解决，是来自官方的非正式帮助，一些确凿的、但又绝对谨慎的表态，最终给了艺术区一个被保护的身份。
保护费已经交过了。这是一个艺术交易地区，出没着国际画商、记者和租场地的客户，顺便地，川菜6号、AT Cafe和领袖服饰的生意都不错。2005年，第2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期间，曾经有6家新空间在同一天开业的盛景。圆明园时代，艺术家群落和社会的关系是离家出走，占山为王，既离心又对抗；今天的798却不同于索家村（处在农村的国际艺术营，同样也是一个被保护项目），更高的租金，更时尚的装修，更接轨的作品，更大的文艺旅游马太效应，它是主流社会面向当代文化的派驻机构，是政府的匿名试点单位，是奥运时代的潜在形象代言人。利润是艺术机构和政府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且都不是急功近利那种，没有人造反，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和谐社会试验田的题中应有之意。梁山、squat、公社式的穷艺术家群体文化，已经进化成了先富起来的文化产业，798承载的，并不只是眺望者们纯洁的理想。
从装修、设计的角度看，艺术家始终把握着省钱、舒适和独特这三个原则，并且正在成为时尚的领导者。798多少对藏酷和新天地风格的泛滥有所突破。艾未未的极简主义水泥地派不上用场，因为到处都是高大空旷的包豪斯厂房，空的就是极简的；房子也不能拆，最多打掉几堵墙，增设二楼是一个普遍的选择，微波释酒吧干脆连三楼都做了出来；至于自然采光，当然全部保留原有的大斜窗。砖头、水泥、笨拙的钢铁门窗、搜罗或者保留下来的车床、磨盘、管道，这些元素是设计的源头，好象一个预设的题目、正在展开的动机。极简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工业当然是顺水推舟的，那些不约而同被毛玻璃和直上直下的角钢固定起来的不封顶的厕所，那些霸道的大面积白墙和咣当做响的铁、木楼梯，那些暴露着材质特性，甚至除了材质没有任何特性的钢铁、木头、玻璃桌子，那些新的和旧的标语，那些把工业的穷和土变成时尚本土化动力的美学，形成了一套独立的风格。
798用省略曲线的方式，展示着自己奢侈的空间，用廉价的材料创造了不同于CBD的精英氛围——这是一种骄傲的姿态，也是不可复制的品位，江湖餐厅的模仿和料阁子餐厅的气质，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让人不敢大声说话的空间，又因为材料的粗糙，而向所有人张开怀抱，他们所需要的惟一门票就是，为自己准备一个临时的、从世俗品位中腾空升起的心情。黄锐工作室门口的竹子，可以视为这种骄傲的古典版，它们安静、清洁，表达着爱财而取之有道的酷。事实上，想在798做生意，必须懂得昧雅而不是昧俗——如果不在这个默契的品位的雪线之上，就干脆去开一家南门那种廉价饭馆，要不，就像磨吧那样，一边开展卡拉OK业务，一边办画展，结果是永久地告别了798，这个不允许高攀的世界。韩国餐厅真梨村的失败，也不是因为价格，而是它跟环境格格不入，没有本事打扮出料阁子那份理直气壮的昂贵——其实也不过是在省略修饰性元素的前提下，让线条尽量直一些、空间尽量空一些、色彩尽量朴素一些、沙发尽量舒服一些。
工业遗留的元素，其实并不仅仅出现在千篇一律的铁框大玻璃门上，它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从政治波普开始，工农元素就不只是消解的对象，它应该是我们打算抗拒、摆脱的自身的一部分。798艺术区满地的政治波普雕塑、文革仿冒品，再加上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源源不断的革命话语，我们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商业头脑——这已经不是畅销的符号了，它越普及，就越真实地折射出本土精英的处境。他们身上打着贫穷、暴力、压制和匮乏的烙印，除了接受它，并由此发展出自己的时尚，根本没有绕过去的可能。考虑到有钱去制作并长期陈设此类作品/摆设的艺术家的年龄，革命和工业符号，已经不再是艺术元素，而是生活元素——请参考川菜六号里面的宣传画，“七九八的光荣与梦想”。
超越风格的，是艺术家的自我。庆庆工作室的各种零碎、装置、工艺品、书本，混淆了生活、工作和销售，人们甚至打听她门口的扫把是否也是作品。这类需要从一楼开门，走楼梯上去的空间，有时候大到100多平方米，而洗手间却会小到像鸟笼，光线昏暗，结构粗笨，只能做工作室或者办公室（比如思想手）。但旧时代的家具、正在掉墙皮的顶棚、沉重无名的机器，和电脑、艺术品、来自欧洲的生活用品混合起来，这简直就是灵感本身。798最好看的空间，并不是设计师的贡献，而是取决于主人投入的自我，浓度越高，就越值得人流连往返。而且，并非只有自用的空间可以发出这种灵气，媒体艺术家姚斌（注意，不是那种雇人操作软件的国产媒体艺术家）在708南区开办了立方艺术中心，直来直去、高大空旷，白墙、角钢、大玻璃，仅仅是几台投影仪和一台DV，经过简单的调色，就点石成金，制造出目瞪口呆的幻境。而斜对面的微型露天电影院，由一个斜坡、若干砖头垒成的座位构成，三面有墙，旁边是路，这是另一个艺术家的主意。在没有使用的时候，这是突然暴露在访客面前的公共空间，包括了小小的视觉震撼和亲切的实用价值。
路易斯·康说过，图书馆是大学的中心。对798的艺术家住户来说，也许东边工作室附近那片空地算得上中心，因为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那里聚餐、吹牛。在2005年以前，“大通道”是一个信息发布的中心，因为那里集中了最多的海报，并通过东京艺术工程、百年印象摄影画廊、798时态空间、闹俱乐部、微波释酒吧这些活跃的机构，吸引了人流，更重要的是，艺术节总策划黄锐的个人工作室在这里，小片草坪在这里，活动、酒会和某种程度的权力也在这里。但798毕竟不是一个整体，琳琅满目的公共空间相加，结果仍然是公共空间的匮乏，从结构上看，交流，尤其是自发的交流，被限制在单个的空间单位里，地主除了派人撕海报、拆路牌，没有剩下什么精力去促进沟通、公益和共同生活的体验。
798保卫了它的静谧。禁止出租车入内的规定，原本是为了对付反客为主的艺术群体（或者说利益集团），第一届艺术节的时候，组委会甚至准备面对挖沟断路的绝招，但步行的确对环境有帮助。附近没有学校，居民也很不文艺，没有娱乐和游戏功能，没有年轻而生机勃勃的穷艺术家。反过来说，艺术区也保持了工厂的特征，它生产，但不生活。人流的到来，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参观、谈判、约会、工作、游览，或者贴海报。由各色招牌在白天呈现的盛况，到了夜晚，就变得冷清虚无。那些从灰头土脸的厂房、废墟、办公楼以及工作服中间钻出来的财富和酷，一下班，就被树木、昆虫的叫声和过分开阔的布局所淹没，关于异托邦的神话，仍然只属于白天。
这是一个临时的异位移植，它不是欧洲街头可以随时敲门的squat，而是北京东北角，需要专门规划路线和时间然后专门造访的文艺迪斯尼。对公众来说，它制造了远离生活的体验，性质等同于寺庙、游乐园、节日、庆典；对艺术家和艺术商人来说，它是隐藏在稀薄人口密度中的实验室，是一个需要经过长长的通道（大门内的马路）才能进入的场域，它保护了一套独立的话语，又对外来者进行了情绪和思维的消毒。在一个当代艺术如此贫瘠和弱小的国家，798成功地创造了来自外界的尊敬，那些冷漠的玻璃和高大的半扇形拱顶，想必也有一份功劳。这种尊敬，或者说这片建筑群的风格，是健康的、干净的、有活力的，既符合公众对变化、新鲜、精英的想象，又满足了自70年代末期以降，小众对前卫艺术胜利的渴望；当然，考虑到正在中国大面积展开的资本家和艺术家的合作，798作为文化CBD的潜在价值，也已经开始被官方接纳，和改造。
在这个没有中心的小城里，艺术区自身的结构是散列的，在这个以中心为特色的大城里，798又处在树形结构的边缘。显然，大的结构免不了要去改编小的，而小的也在改写大的，798的危险在于，包豪斯厂房很容易被保留下来，但追踪一件件特立独行的艺术品向外扩散的光芒，会发现它和外界发生的最稳固关系，仍然焊接在资本和强大的意识形态上面。它没有能力通过涂鸦（当然，除了那片和艺术一样被聚焦的涂鸦）或街头表演，来铺开通往市民的道路，相反，文身工作室的入场，倒是为一种边缘的价值赋予了崇高的光环。798从一开始就是铜版纸杂志的宠儿，而索家村就不是，宋庄也不是，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的翠湖更不是，工业和生活的距离，被一种力量偷换成了时尚和生活的的距离，大窑炉几千平方米的回声，产生了和资本主义一样令人敬畏的效果。那些看不见的中心已经把798纳入了自身结构的一环，尽管是开放的、创造的、散列的局部，但却暗中遵循了井然有序的社会生产秩序——并且为这个封闭的结构带来活力，而不是改变它。
关于半个世纪前的设计和施工，美学和功能，也许还有成吨的词语可以拿来组合，但更值得注意的，却是这些空间的新主人，他们对空间的改造和使用，他们的态度。如果说当年的巨大空间，是集约化生产的需要，和国家意志的美学体现，那么今天，当代艺术和时尚对市民美学的超越，又吻合了新的庞然大物的需要。刚刚开业的南门空间，一个设施完备的表演艺术场地，并不只是用灰色巨幅隔音挂帘隐喻了对资本和品位的顺从——艺术已经委屈了很多年，难道不可以上个台阶吗——事实上它就是资本和品位之间的桥梁，它是铺着木地板的乌托邦，收集了我们的梦想，收编了我们的愤怒，收藏了我们的身体和声音。我们都希望去那里演出，哪怕报酬不高而且场内禁烟，但我们不一定都希望去那里看演出，因为门票太贵而且场内禁烟。
在这个时代，资本是终极的乌托邦，而异托邦一旦接受了扔给它的光环，就难免要出卖点什么。我们全都在所难免。
（注：有几处错。关于真梨村，抱歉，人家现在开的好好的，生意正常着呢；关于南门，其实门票的高，只是偶然因为其他主办方的定价，南门的门票后来都在50以下，演出和看演出，现在都是北京最好的地方。另外，关于索家村艺术营，值得再多说一句：后来它的被突然强行拆除，绝对是798的一个好对照——保留、保护一部分并弄成典型，同时悄悄把其他的都拆了，这是中国人对付艺术、文化、传统和其他精神生活的经典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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