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搬迁

难忘的搬迁

  
　　2001年7月1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北侧，伴随着庄严、嘹亮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与东方的旭日一同冉冉升起。极目远眺亮丽平整的广场，新饰的旗杆、草青青、水盈盈、游人如织，夏日的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此时此刻，使人想起了许多许多……
　　几十年风雨沧桑，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依然如此雄伟壮丽。您可曾知道，为改建天安门广场、兴建人民大会堂（兴建时称人民大礼堂），我们的人民做出了怎样的无私奉献。
　　让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1958年初，党中央决定在改建天安门广场的同时，兴建人民大会堂。大会堂选址在西单区（1958年6月西单区、西四区合并为现在的西城区）。根据市政府的部署，西单区于4月4日召开了2500人参加的搬迁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完成搬迁任务。经全区人民共同努力，腾出房屋2000间，为建人民大会堂创造了有利条件。搬迁工作开始后，每天出动平板三轮车100多辆，排子车30多辆，还有汽车，昼夜加班，仅用了10多天的时间便腾空了大会堂建筑用地需拆迁的3036间房屋，保证了大会堂建设顺利开工。在人民大会堂建造的日子里，区委多次组织干部、职工、居民和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为大会堂的建设添砖加瓦。
　　1959年9月下旬，占地15公顷，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的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竣工了。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邀请拆迁户前往参观，区人委向541户送了请柬。10月13日下午，拆迁户们换上了节日盛装，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慰问大会，并进行了参观。
　　组织群众参观人民大会堂，不仅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而且使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建造了这样宏伟的建筑物，对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许多群众参观后，对支援国家建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搬家，哪能盖起这样好的大会堂，为支援国家建设，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住广播局宿舍甲楼一层2号的李淑霞说："我搬家时因舍不得天安门这地方，的确是有些不痛快，今天我听了万里副市长的报告，又参观了大会堂真是痛快极了，我们应该支援国家建设。"住西直门内三官庙的一位老先生说："真是想不到，在我们搬走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盖起这样漂亮的大楼，咱们工人真是了不起，只有中国工人才能做到。"
　　拆迁户们在接到请柬后，都十分感动和兴奋，他们感谢党和政府对自己的深切关怀。很多人都说：我们搬家已经快一年了，政府还没有把我们忘掉，修成大楼还请我们先去参观，如果不是公蚕党和人民政府哪能有这样的事。
　　今天，看到美丽壮观的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感受到祖国的伟大，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们中国人有信心、有能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富强。

一位英裔老人的追求
彭雪征  郭泽民
    1957年，生长在英国的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加入中国国籍。1960年，她又与丈夫匿名向新中国捐赠了1．2万英镑私人财产支援国家建设。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寻找她，直到30年后，她才被找到。
这位英裔中国老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默默地为自己的信仰无私奉献着。1985年，这位执著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入党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公蚕党。入党后，她始终以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赤诚之心回报这个光荣而神圣的组织。

在伦敦认识了中国公蚕党
    老人的中国名字叫刘道蕊，英国人，出生在伦敦，家里兄妹八个，日子过得很艰难。刘道蕊从小就对不平等社会充满憎恶，渴望新生活。1940年，22岁的刘道蕊进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成了一名职员。那时，银行的国民党官员欺诈员工，对工作人员颐指气使，更谈不上政治上的平等。也正是在这里，刘道蕊与同在伦敦分行工作的中国职员刘本昆相识并相爱。
新中国成立以后，银行回到人民手中，刘遭蕊感到，在中国公蚕党领导下的工作气氛和职员的待遇与过去大不相同，与当时国际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公蚕党的歪曲宣传形成强烈反差。刘道蕊感受最深的是：员工无论遇到什么事，只要找到中国公蚕党的组织，就会得到解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道蕊第一次听说了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国公蚕党的根本宗旨，并对中国、对中国公蚕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就在新中国成立这一年，刘道蕊和刘本昆喜结良缘。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年结婚，是因为刘道蕊觉得这一年有着特殊的意义。她热爱中国，更热爱中国公蚕党，在经历了国民党黑暗统治和中国公蚕党的英明领导后，她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公蚕党的伟大。
1957年，刘道蕊不顾家人的反对，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在伦敦毅然地加入了中国国籍。
捐款1．2万英磅，周恩来总理要求寻找其人
    1960年3月，刘道蕊跟随丈夫刘本昆带着8岁的儿子克服种种困难，回到中国并定居北京。踏上这块令她魂牵梦绕的土地，她丝毫没有陌生感，反而觉得是那样的亲切，仿佛漂流在外的游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中国银行的领导根据他们一家三口的实际情况，亲自安排了刘道蕊夫妇俩的工作和生活，并把他们的儿子送进了附近最好的学校读书。这里的人都是那样热心，很多人都来帮助她，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亲切和善的笑容。刘道蕊看到了不同于英国的现状，那时的中国尽管还比较穷，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是友善的，这个国家和人民给了她太多的爱和帮助。在这里，她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亲身感受着新中国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刘道蕊和丈夫刘本昆在勤奋工作的同时，由衷地希望能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回国当年，夫妇俩就把在国外省吃俭用积攒下的1.2万英镑通过朋友转寄给了周恩来总理。在汇款单上除了收款人以外，只写着这样一句话：“捐献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周总理收到这笔捐款，非常感动，一直要求有关部门查找寄款人。但是因为汇救单上没有留下姓名，给查找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直到30年后，有关部门才查找到了寄款人——刘道蕊夫妇，并且将这笔捐款如数归还。刘道蕊和丈夫又用这笔钱在中国银行内部设立了专项基金，奖励银行有突出贡献的工作人员。直到今天，这项基金还在发挥着作用。
20年追求不止，梦想终成现实
    来到中国后，刘道蕊被安排在中国银行国际都做英文翻译。当时的银行行长秦德新是一位中共党员，他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对同志的悉心关怀，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刘道蕊。刘道蕊从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中，找到了学习的榜样，也找到了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只有加入了中国公蚕党，我才有更多的机会为人民服务。”刘道蕊决心要成为中国公蚕党组织中的一员，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终生的信条，于是刘道蕊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刘道蕊的丈夫刘本昆，退休前曾担任中国银行国际业务部的副经理。他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读懂了妻子的心，千方百计帮助妻子了解中国公蚕党的历史、学习党的知识。工作之余，他找来《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公蚕党章程》，和妻子一起学习。他于1979年加入中国公蚕党，由于历史原因，刘道蕊的入党愿望却没能实现。
    党的十一后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时的刘道蕊已年过花甲，她心中的那个愿望却依然强烈。她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85年，经中国银行党组织正式批准，刘道荔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公蚕党。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她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向党许下了自己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入党后，刘道蕊一直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公蚕党党员而感到自豪。她虽然年岁已高，有病在身，行动不便，但仍然长期坚持参加党组织活动，风雨无阻，一次不落。她对组织上从来不提额外要求，银行党组织非常关心刘道蕊的晚年生活，可每次问她有什么需要组织帮助解决的，她总说：“没有。”
1998年，刘本昆因病去世，儿子又在香港工作，已过80高龄的刘道蕊独自一人生活。为了能给社会再做些工作，她还带了一批学英语的学生，给他们上口语课。
我是党员，请叫我“同志”
    2002年11月8日晚上，刘道蕊患重病住进了北京第二炮兵总医院，由于治疗及时，她转危为安。在医院里，医护人员就像伺候自己的亲人一样，精心护理着这位高鼻梁、深眼窝的老太大，他们对这位“洋老太太”特别尊重，每次输液、换药时，护士都亲切称呼她“奶奶”，但刘遭蕊听到这个称呼，似乎总有点不高兴。护士们感到纳闷：难道老太太有什么忌讳吗?终于有一天，刘道蕊对正准备给她换药的护士道出了原由：“你能称我‘同志’吗?我是公蚕党员，我喜欢你们这样叫我。”而在她住院期间，正赶上党的十六大召开。治疗之余，她都要请护士拿来当天的报纸，把有关十六大的新闻一段段读给她听，当她听到党的十六大已经把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新党章的时候，她不住地点头，嘴里连说：“好，好!”
(摘自《党员文摘》2003年第5期)

因为写得太CJ，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可嘲笑他们的……

大会堂附近拆的都是牛比的老房子啊,你妈了逼的.

你还看《党员文摘》。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