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一间车库改建的房间。这间斗室没有窗户，我的时间也就因此没有日夜之分。我没有床，只有一套漏气的充气垫子和一个睡袋。在这紧邻海岸的城市里，只要我的关节开始作痛，过不了几个小时一准会下雨。有时下一整夜，有时下一整月。我有两条裤子，两件外套，两双鞋子。床头的书全都算上，我的行李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塞进一个大旅行箱里。半年间我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读了七十多本书，因为我总是不停地失眠。有时候我会作一些短途旅行，身无分文的时候就回南方的德国朋友那里呆上几天。在那儿我有一张免费的床和满冰箱的食物，有时候他还会跟我分一点大麻抽。这个德国哥们从来很讲义气，跟我认识的法国人不一样。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在南方遇到一个中国青年。刚喝几杯，他眼睛就红了。这是一个不得志的导演，拍过几部短片。我看了一些，觉得乏善可陈。席间他告诉我他自幼丧父，像狗一样长大。他因此充满焦虑，总是在寻找一个精神父亲。我就关于父亲的话题和他谈了很久。与他不同的是，我的家庭完整，并且在当地可算中等。我的父母都有一份体面的职业，他们因此而自豪。15岁的时候，我与家庭的斗争已经发展到半夜离家出走的地步。斗争的结果是我搬进了家里的另一处房产，与他们分居半年之久。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迅速逃离了家庭，在广州谋了一份职位。但我从来没喜欢过广州，那里的空气像一床湿透了的棉被。
后来我蒙了一笔家里的钱，跑到了地中海的南岸。那里我交了几个朋友。我跟一个爱尔兰人一块抽大麻，高了以后就从窗户里朝外扔鸡蛋，专挑漂亮的车砸。一个德国人跟我认识的第一天就拉着我在他家里刷了一天的墙。刷墙的时候，我跟他宣布成立中华无政府主义共和国流亡政府，自命总统。鉴于德国悲惨的政治形势，我批准了他的难民申请，还给他手写了一份我国护照。地中海的南岸日光强烈，夏天的时候森林里常常烧起野火。我坐在阳台上，看着一架又一架黄色、红色的小飞机编队撒下灭火剂。大麻的味道在夏天的风里飘，我就跟满天的柳絮一起飞了起来。
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无论睡了还是醒着，我总会播放一些唱片。有一段时间我整日地播放加谬阅读《局外人》的录音，后来我差不多可以完整地背出第一章。我逐渐省去了交际，扔掉或者变卖了大部分财产并把自己的物质要求减到最低。我不再有祖国或者亲人，并且因此而无可牵挂。你以为努力工作，挣更多的钱可以让你自由。但你拥有的财产越多，你的牢笼就越坚固。房产证、股票、漂亮女朋友就是牢笼的锁。与那位青年长谈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我预言他找不到父亲，只会找来牢笼。他带来了一瓶红酒，带走了满脸眼泪。我不知道他现在如何。最后一次听到他消息的时候，他刚刚丢掉了一份工作，只好躺在床上挨饿。我和乔治•奥维尔都在过这种日子：躺在床上挨饿。
致每一个认为我是傻逼的青年：你们的国家、民族与权威是一群仰仗宗教崇拜吃饭的老屁；你们每天算计的一点收入，只给这个屠戮的社会机器又加了一滴油。如果你想要自由，请抛弃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抛弃对家庭的依恋。自由给你的将是贫困、鄙视、践踏或者监禁。不要再谈寻找自我：你们的人格只是你们父亲人格的拙劣缩影，或者拙劣反面。这样的自我毫无用处，而且丑陋不堪。自由意味着放弃自我，放弃对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的向往，随时准备嘲弄一切模仿父亲的人，随时准备抛弃仅有的财产，随时准备在监狱里过上一周或者一年，而不是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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