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重写的知青文学
郜元宝
一般将“知青文学”理解成“文革”后集中涌现出来的一批知青作家反映他们自己上山下乡经历的作品。但“知青文学”概念，从它产生至今一直很模糊。第一，如果上限是“文革”后，则从1953年第一批知青下乡到1976年，这中间许多知青文学作品，特别是和知青有关的“文革地下文学”，就不能整合进上述知青文学概念。其次，知青文学的下限，通常定在8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因为原来以写知青生活成名的作家，大都很快转入“伤痕”、“现代派”、“反思”、“改革”、“文化寻根”、“先锋派”、“出国热”、“新写实”、“新市民”等各种后起的文学潮流，题材风格都发生很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知青作家了。集团性知青文学现象确实比较短暂，但80年代中期直至90年代，他们中间许多人，比如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李锐等，仍不时追忆那段苦乐难言的如梦年华，心态手法虽已今非昔比，却无不显出“重写”旧作的冲动，因此都不妨视为知青文学的延续。另外，90年代新出现了万方、何顿、王周生、郭平、王小波等许多涉及知青的作品（这些作家同时还有并不能归入知青文学的创作），他们比较滞后的关于知青生活的回忆，和上述知青作家的“重写”几乎同步。
伴随整个知青运动，有一批数量可观的非知青作者创作的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1976年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仿作”，可见“知青文学”
充当了那一时期集体性情绪宣泄的渠道，吸引着许多非知青身分的作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知青是知青的经验，间接也构成了别人经验的一部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断章》），即使知青不经意地装饰了非知青的“别人的梦”，则将这些梦收集起来，于知青文学，应该也不无小补吧。“知青”，最终是情感经验的共同体，城里知青的生活史，并无先验的优越性。可惜多数知青作家不肯承认这一点。如果没有路遥《人生》等非知青作家的作品，农村知青或一般农村青年生活的秘密，将一直沉埋着，他们在知青文学中并没有如伟人希望的那样，和城里来的同类会师，以至张炜等非知青的“四类”
子弟作家异军苍头突起时，趾高气扬又或对镜自怜的知青作家们无不相顾失色。
进入90年代，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更多出自一些60年代出生本身并无知青生活经验的年轻作家之手，这是对已往“知青文学”的又一种“重写”，像韩东《下放地》、李洱《鬼子进村》、刘醒龙《大树还小》等。目前对这一有趣的文学现象，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知青文学的概念并不像习惯理解的那样狭小。近来为配合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而陆续出版的一些丛书和单行选本，比如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忆录及杂感汇编，知青作家自选集等，范围有限，不容易体现知青文学的全景与实绩。如果以上述开放视角重新审视知青文学，许多过去遗漏了的文学现象，都可以甚至是第一次被纳入知青文学的范畴，原本模糊的概念，将因为得到必要的充实，而更加清晰起来。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牵涉面极广的复杂历史过程，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出身、不同背景、不同性别、不同遭遇的知青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成员，心理积淀自然各不相同，知青文学的主体是被革命思想初步武装起来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城里干过红卫兵或武斗，又去广阔天地作为了一番，回城之后接着折腾，不断地脱胎换骨，肯定了又否定，否定了又肯定，品类之杂可想而知。所以关于知青，无论文学或非文学领域，都不存在权威发言人。这就决定了知青文学始终处于重写和被重写的状态。
对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只有真正体现对话与互补精神的选本，才比较能够忠实地记录它的动态过程。希望尽早见到这样的选本。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长出的是野草，还是乔木，届时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了。
《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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