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墓者断想

马为民

     逛公墓算是我的一项爱好。法国的公墓如同公园，有花草林木，到亡灵节更是鲜花的海洋。有的公墓堪称露天雕塑展，巴黎凯旋门上马赛曲浮雕的作者吕德、纽约自由女神雕像的作者巴托尔迪等大家，都在公墓留有手笔。

     公墓不啻亡灵的社会，倘佯其中，又像在解读现世。旧时戏台两侧常挂一联；“要知世上看台上，不识今人看古人。”墓地也有戏台的功能。

     巴黎有二十来个公墓。拉雪兹神父公墓、蒙马特公墓和蒙巴纳斯公墓都备有名人墓地图，推荐的名人共 371 位，其中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多达 309 人。可见，道德文章传后世，这个道理普天适用。

     有的墓地轩昂壮丽，很是气派，可墓主是普通人；有的墓地相当平常，安卧里面的却是一代风流。普鲁斯特、杜拉斯等人的墓都很平常，博马舍、莫里哀等人的墓因年代久远还显得破旧。总之，墓地风光与否跟墓主本人的自身价值是两码事，这又如现实社会，锦衣玉食者不一定是贤士，有道德有才学者大多在寒士当中。

     肖邦的墓终年有鲜花。法国一位前总统的墓及青铜卧像就在通向肖邦墓地的路旁，却很少有人为之驻足。法国人爱肖邦，因为他是天才音乐家，再说他算半个法国人：父亲是寄居波兰的法国人；肖邦享年 39 岁，最后 18 年在法国度过。尤其是他的爱国心感人至深。他去国之际，带着师长送他的一只盛有一杯波兰黄土的盒子。他葬身异国，但心脏运回了祖国，骨灰放在那只盒子里。 1999 年 10 月 17 日是肖邦 150 周年祭日，前往墓地凭吊和献花的人络绎不绝，传媒纷纷回忆他。在纪念伟人几近流于俗气的今天，这不足道。值得追忆的是，肖邦死时还很年轻，可巴黎为他举行了自拿破仑遗体归国之后最隆重的葬礼。法兰西是个爱人才的民族，这正是它出人才的原因。

     诗人缪塞和肖邦跟女作家乔治·桑有过三角恋情。他的墓地不难寻找，进拉雪兹神父公墓正门，前行数十米，左边即是。墓旁还有一株弱柳，墓碑上刻着诗人的遗愿：“亲爱的朋友，当我死去／栽一棵柳树在我的墓地／我爱它那倒垂的枝叶／稀疏的枝叶给我温柔和亲情／淡淡的阴影投在我的长眠地。”我抄录这段诗文，引来几个人一起品味诗人的情趣。同为文人，夏多布里昂的墓地则是别一番氛围。他葬在    “海盗城”圣马洛外的大滩岛，墓上既无姓名，也无生卒年月，只是旁边的巨崖上刻有后人一句话：“这里安卧着一位伟人。”墓地下方即是浩淼的海水。作家的孤傲气质在荒岛荒冢得以永生。他生前就买下这方位于国土边缘的墓地，意在葬于保卫国家的最前沿，他写道：“当我的遗骸及掩埋它的沙土受到几颗地弹袭击，那没事儿；我是个老兵。”他不幸言中，二战中墓地曾遭炮火毁坏。缨塞诗中透出的是柔情，是文人气；夏多布里昂抒发的是文人的英雄气。

     在拉雷兹神父公墓遇到几位同道者，我主动搭话说，比娅芙的墓就在那边。对方闻言顿时兴奋，道了声谢谢，就朝那个方向径直走去。比娅芙是法国最负盛名的歌手，歌声穿云裂石，洋洋盈耳，吐字之清楚可做听写，是法语歌的代表。她谢世已三十多年，至今妇孺皆知。她的墓跟    “茶花女”普莱西斯的墓一样；鲜花不断。巴黎美丽城街 72 号的大门上方镌刻着这样的文字：    “ 1915 年  12 月  19 日，埃迪特·比娅芙在赤贫中出生在这栋楼房门前的台阶上，她的歌声后来倾倒世界。”她的贫寒出身牵人愁肠，世间的不幸者何其多也，而且如托尔斯泰所言，不幸是各种各样。

     欧仁·鲍狄埃也长眠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因 1871 年参加巴黎公社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后在贫困中死去。墓地本无纪念物，他的同志们后来集资为之立了块巨大的花岗岩，上面是件汉白玉雕塑 -- 一本展开的书，左页刻着不同寻常的生卒年月： 1816 －  1871 —  1887 ，右页突出    《国际歌》字样。遇到一位前来献花的中年男子，我吐露了内心的不平：无论如何，墓主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法国人之一，可名人图中没有他。回答是两个字；    “政治。”确实，统治者不会喜欢他的《国际歌》。跟过去的说法不同，《国际歌》并非作于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而是作于 1870 年 9 月 4 日推翻第二帝国的翌日。流行的《国际歌》唱 3 节，实际上它有 6 节，诗文犀利深刻，“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是警句之一。

     凡尔登和诺曼底登陆海滩的军人公墓蔚为大观。碧绿的草地一望无际，成千上万的白色十字架整齐排列，如同战斗方阵，英武之气直冲牛斗。凡尔登一个公墓葬着法德两国在一战中牺牲的军人，两个民族造型不同的十字架交叉排列。让面对面厮杀过的战士长眠在一起，体现了公墓设计者的苦心。有人说，播下法德和解第一颗种子的，是当年违抗希特勒命令、拒绝毁掉巴黎的德军司令。其实，这位公墓设计人何尝不是播种者？人类应当宣扬友善，不应当播种仇恨。由此想到，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孔多塞遭政敌追杀，死于牢室。他在给女儿的遗言里写道：“我生前没有一个仇人。”

     葬在凯旋门下的无名战士享受着最高的哀荣。每逢国家纪念日，总统都要在隆重的仪式中向他献花，来访外国元首也要前往拜谒。这位战士来自凡尔登战场。清理战场时，找到 8 位难以辨认姓名的牺牲战士，决定移葬一位至巴黎。选哪一位呢？仪式简单而庄重： 8 口棺木排成两列，一位参加过那场恶战的军士手持鲜花，放在了他意属的一口棺木之上。这位战士遂人葬凯旋门下。无名战士墓重在无名，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承受得起任何人的顶礼膜拜。事实上，人间的永恒崇拜物如上帝、安拉、佛祖，还有我们的老天爷，哪个不是抽象的朦胧的？

     公墓里多是家庭墓穴。参加葬礼时曾亲眼看见，墓穴很深，里面的棺木重叠安放。家庭有成员去世，即掀开墓盖，放进棺木。小说家龚古尔兄弟就同父母家人葬在一起。也有夫妻合葬的，如安卧在先贤祠的居里夫妇。还有父子合葬的。维克多·舍尔歇推动法国于 1848 年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根据他的遗愿，他跟父亲合葬在一个公墓。 1949 年，国家将他移葬先贤祠，父亲也随之葬入，棺木刻有父子两人的名字。没有因功德不同而将父子强行分开，拒父亲于先贤祠外，这份用心令人感动。原则在情感面前变成了小道理。

     皮克皮斯公墓有些特别。大革命时期，犯人在民族广场上断头台，遗体就近丢入公葬为。死者后代找到那处地方，建成个公墓。我原以为墓穴里埋葬的都是断头人，其实是他们的后人。当年的公葬沟保留了原址，标出了断头者姓名。管理人员说，只有断头者的后代才能入葬这里。我查看了几块墓碑，死者的年代从 19 世纪初直到近些年。可见，两百年来，他们始终固守家庭这根纽带，执意葬在断头先辈的身旁。人类历史证明，家庭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牢固细胞，破坏不得。缺乏家庭亲情者难有社会责任感。著名文学家卡缪说：“在司法和母亲之间，我选择母亲。”此中道理值得推敲。

     在皮克皮斯公墓见到拉法耶特将军和夫人的墓，十分诧异：这位大革命初期的国民自卫军司令并未上断头台，因何葬于此？管理人解释说，将军夫人的娘家跟王室关系密切，有 5 人上了断头台，他是随夫人下葬这里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拉法耶特同华盛顿并肩战斗，是美国“最著名的法国人”。墓上的纪念物均为美国社团敬献，墓旁终年飘扬着星条旗。管理人还说， 1917 年，潘兴将军率美军经过巴黎，特来此瞻仰，并留下那句传说中的名言：“拉法耶特，他就在这儿。”每到美国国庆日，美国大使都来此为将军扫墓，并主持升旗仪式。美国人民同样是知恩图报的人民。

     在蒙马特公墓辗转几圈，找不到刽子手桑松父子的墓地，只好打搅一位老者。他和善地指点迷津，其实，墓就在几步之内。老人解释说，大革命时期，‘刽子手”是一种职业。我应和说。就是吃那碗饭的。老人会意地笑了。毕竟，桑松父子结下不少私仇，他俩的墓地至今完好发人深思。既然曾是现实社会的一分子，也应在亡灵社会中有一席之地。“死无葬身之地”是诅咒，不好真的实行。附带插一句，本来，老人手拿软尺在一个墓上测量，时而静思，时而端详。暗自思忖，他大概是在为自己规划归宿。由此想到，让生者知道归宿地，也是一桩善举。

     先贤祠是迎葬伟人的殿堂，迄今共葬有 73 位。墓室前厅相对安放着两口巨大的棕色棺木，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左侧伏尔泰的棺木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地拓展了人类精神，并且使之懂得它应当是自由的。”右侧卢梭棺木上的颂词为一般伟人难以承受：“这里安卧着自然和真理之人。”伏尔泰高寿 84 ，卢梭享年 66 ，比伏尔泰晚去世 34 天。俩人生前互为论敌，终生作对，同室而葬显然有饽他们的心愿。但是，正是从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中，大革命汲取了适合于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共和原则。历史实现了两位伟人的和解。

     第一个入葬先贤词的并非伏尔泰，而是大革命的第一位顶尖人物米拉波。他死于 1791 年，当年葬入， 3 年后发生热月政变，他又成了第一个被逐出先贤词的人。米拉波被逐出之日，    “人民之友”马拉葬人，但不久又被移葬到普通公墓。正式说法是，马拉一生主张平民主义，葬在先贤祠有饽其信念。实际上，主要是对他的历史地位有争议。米拉波、马拉先后遭逐，伏尔泰、卢梭相继进入，行动家让位给了思想家。立功当在立德立言之下。

     卢梭晚年患肺病，他的崇拜者吉拉尔丹候爵恭请思想家到他的庄园静养。 6 周之后，他与世长辞，葬在庄园一片湖水中的天鹅岛。路易十六王后和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都曾来此瞻仰。据记载，拿破仑和侯爵在墓前有过这样的对话：“为了法兰西的安宁，卢梭不应降生人间。”“执政官公民，我似乎觉得您总不该抱怨革命吧！”“未来会判断，为了法兰西能够安宁，似乎我和卢梭都不该存在。”历史已经证明，为了法兰西能够进步，拿破仑和卢梭都应当存在。卢梭移葬先贤词后，小岛上留下个空墓，游人只能隔岸凭吊，可望而不可即。空墓有人拜谒，足见墓主的魅力。

     拿破仑的墓气派至极。他 1821 年在圣赫勒拿岛病故后并未入土，他的遗愿是：“我希望我的遗骸葬在塞纳河畔，在我如此热爱过的法国人民当中。”法国为此同英国谈判了 7 年，拿破仑遗体最终被运回巴黎，经凯旋门抵达荣军院，暂昔小教堂。本来，凯旋门系拿破仑下令建造，以迎接他的凯旋大军。然而，工程延宕 30 年。结果，穿门而过的不是他的凯旋的雄姿，而是冰冷 19 年的遗骸。历史跟拿破仑开了个玩笑。 1861 年，他最终葬入为之专建的墓室。拿破仑堪称战神，可他晚年说过：“因滑铁卢一役，我一生打的全部胜仗均不足道。但是，我的《民法典》是永存的。”确实，《民法典》影响很广，在法国至今适用。一个法国人说，《民法典》增补得越来越厚，但基本精神依然：保护个人及个人财产，处治对之造成损害的人。拿破仑非行伍矣！

     戴高乐的墓简朴至极。它位于将军故居科隆贝双教堂村，挤在公墓的一角。法兰西院士佩雷菲特写过这样的话：评价政治人物固然要看他生前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还要看他身后给国家留下些什么。路易十四、拿破仑征战一生，武功赫赫，可留下的国家财库空虚，千疮百孔；而将军呢，他留下一个稳定的体制，留下一个繁荣的国家。科隆贝距巴黎 280 公里，是个偏僻小村，但    “朝圣者”越来越多，已超过每年 10 万。这又应了佩翁的另一句话：自古以来的朝圣地都是在深山或僻壤，城市中心历来无圣可朝。村里人提起戴高乐．无不感到自豪。听一个小店女主人讲过，说将军在野期间常常请她的丈夫为之驾车去巴黎，亲切之情溢于言表。什么叫活在人民心里？这才是。

     人世如舞台，人生是个谜，不妨从幽明永隔的两面去追问它的真谛。

         （周鸿飞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