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小说如同古老的城市……
南方周末 2003-09-25 15:22:05
■每月新作观止
□李敬泽
1?小说值得看的理由
9月，灿烂的小说景观是：《拖鞋大队》、《奇才》（《上海文学》第9期），《梨花疫》、《柳腊姐》、《角儿朱依锦》、《爱犬颗勒》（《十月》第5期），严歌苓的系列短篇，背景是“文革”，一个名叫穗子的女孩儿，世界在她身边、在她心里无声地爆裂……
我力图判断哪一篇是最好的，结果勉强选出了《拖鞋大队》或《角儿朱依锦》。《奇才》最终更像是美国奇才，中国人恐怕不会那么想事儿，即使他是个奇才；《梨花疫》大概凭着一个“疫”字才在《十月》上坐了头把交椅；《柳腊姐》中的“阶级仇恨”不新鲜，而《爱犬颗勒》过于动人，当小说家牵出猫狗，她已先占了便宜，无辜的动物让读者在理智和情感上疏于防范。
我知道，如此评论小说近乎找碴儿打架，属泼皮行径，我把每篇小说都简化成一个念头、一种思路，然后看看它是否正确、是否新鲜，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当我选出《拖鞋大队》或《角儿朱依锦》时，实际上恰恰因为它们无法轻易抽象出某种简明的观念。
好的小说如同古老的城市，它有许多曲折嘈杂的街巷，密布小餐馆和小商店，让人好整以暇、流连忘返。当然，这样的城市是越来越少了，比如我所在的这座，推土机正在所有充满生活的喧哗和活力之处清理出宽阔笔直的大道，两边是高耸的楼和不锈钢般光亮的商场，你只能穿过去，尽快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街自有它冰冷的意志，它是传送带，为你规定了方向，它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消磨时光。很多小说也立志变成这种“现代化”大道，作者像专横的导游，他拒绝停留，他忙于讲述，他认准了他的路线——通常是所谓“故事”、“情节”，然后他就带着我们气喘吁吁地赶路，总算到了终点宣布散伙，我们好像什么都经历过了，但什么都没看清。
我厌恶这种小说，就像我厌恶这种旅行。因此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好小说的标准：它的每一部分都在兴致勃勃地离题若干里，在阅读时间的每个点上，我都能停下、叹赏；它就像生活本身，也许在总体上呈现着意义和命运，但生活之所以值得过是因为具体的每一天都有悬念、有差异，有丰富的可能性在等待我们。
这也是小说值得看的理由。依此标准衡量，穗子的故事里那些被我强行贬抑的小说其实也是好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念头、一种思路，它们每一篇中都有大量次要的因素在跳跃、闪烁，好像无数只灵慧的眼睛，看到并映照人生中各种各样秘密的、稍纵即逝的景象、表情、言谈和心动，于是，每篇小说都像一枚水果，也许只是家常的梨桃，但多汁、饱满、鲜润。
2?严歌苓重写“文革”
9月，忘掉的被重新记起。聪明、敏捷的柳建伟发表了长篇小说《SARS危机》（作家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该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中国的《鼠疫》”。
我知道这是广告，我也知道《SARS危机》肯定远不如《鼠疫》。在《鼠疫》面世几十年后，中国人遭遇灾难时马上想到了它，我敢断定，再过几十年，我们在同样情境下想到的还是《鼠疫》，而不是“中国的《鼠疫》”。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写不过人家？是我们的作家才不如人吗？
当然，谈论文学时，简便而无可争辩的办法是把一切归结为个人才能，加缪无疑是伟大的作家，和他较量并不容易。但我们常常忽略的是，我们不仅是在和加缪这一个人较量，而且同时面对着他脚下深厚的基础———即使从中世纪的鼠疫、黑死病大流行算起，西方文化中关于灾荒瘟疫的思索和表现也是源远流长，对人类经验的这个区域，一代一代的聪明脑袋殚精竭虑地言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灾难小说想像为一部小说，那么这部书在西方已由无数人扩充和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人只要跳起一米就能达到伟大。
而我们呢？历史上也是灾荒不断、瘟疫频仍，但有谁、有哪部作品曾经深入探索这种恐怖的经验？除了史书上“岁大饥、人相食”之类的简短记述，除了文人们语焉不详的几句慨叹之外，我们还记住了什么？
所以，我们的作家常常是在遗忘的白纸上写作，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凭依，没有任何传统可供接续、阐扬、修正和反叛，这就如同在吐鲁番盆地里跳高，即使你跳了一米五，你实际上连海平面也没能越过。正是在此意义上，严歌苓的那组短篇具有严正的价值：当“文革”渐归遗忘，当文学全神贯注地应付眼前这五光十色的“现实”时，严歌苓回到时间深处，回到已被书写的事物中去，力图写下新的、更醒目的字迹。
在《拖鞋大队》和《角儿朱依锦》中，过去任何“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从未触及的深度经验被发现、被展开。前者是伤痛的故事：一群不幸的孩子背叛了她们惟一的朋友，而这慷慨无私的朋友是她们混乱生活的支柱。但这篇小说的力量不在伤痛，而在它雄辩地证明这种背叛必然发生：没有任何外在具体的压力，仅仅因为人已经习惯背叛，人心中有恶毒的、对生活极度不信任的魔鬼在蠢蠢欲动，它通过攻击和伤害获得欢乐、感到安全。相比之下，《角儿朱依锦》是千里冰封，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怎样彻底地背叛一个人，看到人类的美好情感怎样孤弱微渺、怎样飘散无声。
这组小说或多或少都隐伏着“成长”的主题，是的，穗儿就是这样“成长”，她带着累累伤痕从过去来到现在，她就在我们中间，她就是我们，她正以她的经验塑造着我们的“现实”。
现实绝不仅仅是此时此刻，现实也是历史。当严歌苓重写“文革”时，她不仅是在保存和扩展我们民族一段惨痛的记忆，而且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对深入骨髓地侵蚀着我们的荒凉和虚无做出了强劲回应。
3?刘玉堂长篇小说《尴尬大全》
《大家》第5期上有刘玉堂的长篇《尴尬大全》，受此暗示，我觉得现在的小说其实都是“尴尬大全”，所谓“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人在力图安顿自己，但辗转反侧，难得妥帖。
席建蜀的中篇《一剪梅》（《人民文学》第9期）是尴尬的，它表明，某些古老的文学主题如今已难以为继。翩翩佳公子，搭救风尘女，这是中外文人摇头晃脑、一唱三叹地反复书写的故事，席建蜀在此基础上起跳，把它带到灯红酒绿的今日都市，结果发现不可能，不是由于命运的干预，更不是因为小人作祟，而是在人物的心中已经没有把故事进行下去的信念：洁净的生活和不洁的生活的明确区分，如果“公子”自身尚且有待搭救，他又怎么去搭救别人？
《亲爱的茑萝》（《中国作家》第9期）也是尴尬的，路也在此拆解了连串的爱情神话，但是她不甘心哪，她忍不住又提供了一段新的神话般的爱情。
但我喜欢这部长篇的理由与此无关，我已经看够了神话和神话的破灭，我喜欢的是那行云流水的节奏和速度，还有那横逸斜出、妙趣纷呈的说闲话、跑野马、小细节和小诡诈，这正合于我在这个9月对“离题”的特殊偏好。
《尴尬大全》当然更尴尬，它是对乡土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尴尬境遇的一次力图全面彻底的考察。但这部小说真正的魅力来自它的语言：沂蒙山区的方言，它在刘玉堂笔下如此欢乐、仁厚，一派乐天知命的明亮、安详。
但是，我忽然想起，如此欢乐仁厚的语言是不是特别有助于遗忘？是不是特别有助于过滤掉我们经验中深微的隐痛？比如，用这样的语言述说严歌苓那样的故事或者去写《鼠疫》，效果将会怎样？这不是对刘玉堂的疑问，而是对我们的语言的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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