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转脆哟!]黄金荣《自述悔过书》
黄金荣(1968-1953),字锦镛,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系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曾任法租界巡捕房华籍总督察长。解放后留居上海,获人民政府宽大处理,1951年5月,他向上海市军管会呈交“自述悔过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新闻报》《文汇报》以“黄金荣自白书”为题,予以全文刊出,对稳定当时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一定作用。该原件由他人代笔,黄金荣亲笔签名,现藏上海市档案馆,共有两份,一份与当时报刊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略有出入,多有溢美隐恶、文过饰非之处。后者未见披露,对了解黄金荣生平尤有参考价值,是研究帮会史的一份重要原始材料,予以发表,并附“黄金荣自白书”一并供参酌。由上海市档案馆邢建榕选编。自述悔过书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垫读书,十七岁在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因为觉得没有出息,就去投考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悔,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悔,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午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应八仙桥开日新池浴室,上面开日新楼茶馆,有赚下来的钱,一部分办一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在小东门有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现在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象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午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达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
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解放后,看到公蚕党样样都好,所以我现在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向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黄金荣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附:黄金荣自白书
〔本报讯〕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自白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场,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椿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限!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公蚕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据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廿多年不问世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公蚕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循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公蚕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原载《文汇报》1951年5月20日) 什么是包打听? X-( 有趣的紧~~~~
不知以前什么时候看过一本好象叫《流氓大亨黄金荣》???之类的书,作者也名不见经传,可惜找不到了~: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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