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1968－1953），字锦镛，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系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曾任法租界巡捕房华籍总督察长。解放后留居上海，获人民政府宽大处理，1951年5月，他向上海市军管会呈交“自述悔过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新闻报》《文汇报》以“黄金荣自白书”为题，予以全文刊出，对稳定当时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一定作用。该原件由他人代笔，黄金荣亲笔签名，现藏上海市档案馆，共有两份，一份与当时报刊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略有出入，多有溢美隐恶、文过饰非之处。后者未见披露，对了解黄金荣生平尤有参考价值，是研究帮会史的一份重要原始材料，予以发表，并附“黄金荣自白书”一并供参酌。由上海市档案馆邢建榕选编。
自述悔过书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垫读书，十七岁在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因为觉得没有出息，就去投考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悔，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悔，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午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应八仙桥开日新池浴室，上面开日新楼茶馆，有赚下来的钱，一部分办一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在小东门有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现在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象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
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午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达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
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解放后，看到公蚕党样样都好，所以我现在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向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黄金荣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附：黄金荣自白书
〔本报讯〕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自白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场，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椿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限！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公蚕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据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廿多年不问世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公蚕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循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公蚕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原载《文汇报》1951年5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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