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行为艺术要像看平面视觉一样对待。。
盛奇，原名盛志奇，安徽人，1984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时正是新潮美术时期，在校的学生们也都亢奋得很。二年级的时候，盛奇就渴望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当时我正忙着排戏，需要一个舞美设计，盛奇的老乡，最早的一个圆明园画家华庆把他介绍给我。当时我排的戏一共也只有几百块钱做布景，所以就逼着盛奇玩起了贫困戏剧。盛奇呢，找了几条白布作为主要的布景材料，一群剧中人都身着黑袍，手擎蜡烛，头上包裹着白纱布。没想到这种包扎的语言后来一直在他的艺术中延续，盛奇觉得戏剧和艺术是融为一体的，戏剧也应该是观念的也应该是社会的，不应该局限于舞台。
1987年底，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地举办了一个艺术节，盛奇知道后，纠集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康木、奚建军，中央美术学院的赵建海、郑玉珂，还有几个助威的：朱青生、侯翰如、丁彬、孔长安等人。大家一商量，就定了个题目，叫做“观念21”，然后就直奔北大而去，目的是想震北大一家伙，叫他们改变一下传统的艺术观念。实际上到了北大以后，大家都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哥儿几个一想，作为艺术家来说，颜色就是我们的武器，首先要把这个东西扔掉，要有反叛的精神在里面，扔又扔不掉，怎么办呢？就往自己身上砸吧。盛奇这时候又用起了纱布和绷带。首先把自己绑扎得像个伤员，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是个不健康的人，然后就互相向对方从头到脚倾撒颜料，随后就是满校园的招摇。事过多年以后，盛奇对我说：“这是非常偶发的想法，当时是一种很原始的冲动，也可以说跟那个时期社会变革有关系。社会的变革对我们的思想深处无形当中有一种冲击，这种冲击是一种不自觉的，一反常态的又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要给大家看什么呢？大家对艺术的理解又是什么呢？我们对艺术本身的理解又是什么？从行为上来说我们做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主要想表达作为一个人我们在社会上是受压抑的，是受束缚的，不是独立的，是没有自由人格的一个人。”北大的学生确实被震住了，特别是奚建军，在冬日的严寒中脱光了衣服，涂满了颜色，感动得一个美院留学生热泪盈眶，没多久就嫁给了他。当时，朱青生作为代表与北大的学生进行了现场辩论，北大的人请他解释何为“观念21”？老朱回答：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北大的人又问，你们在街上又蹦又跳，乱泼颜色，这哪里是什么艺术，分明是在耍猴。老朱回答：我跟猴子的唯一区别是我跟你是同类。
从那以后，盛奇和哥儿几个，这种贯名为“观念21”的表演，就在北京的一系列场景中展开了，有古观象台、圆明园、长城。记得有一次在美院的一个哥们儿的房间里涮四川的火锅，大家都吃了太多的下水，喝了太多的啤酒，然后关了灯，跳起了“费斯吐费斯（face to face）”。恍惚中我察觉到盛奇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与一位漂亮的意大利妞全身心的黏合在一起，恋爱中的盛奇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半年以后，盛奇毕业了，一脸的庄严，左手缠着绷带来向我辞行，他说他要回安徽的深山中去修炼太极。
十年以后，他才平心静气地对我讲起了当时的故事：“我的初恋是跟西方人谈的，我们的恋爱观不同就产生了冲突，归根结底，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可逾越的冲突。我当时受不了刺激，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一种心理调合过程，我心理上受不了，我想用肉体上来转换，我决定切下我左手的小手指。我做之前非常理智，也觉得很浪漫，也很像一个故事。在切下来之前我请别人帮我找了一辆车等我，把我拉到医院去包扎，我把我的小手指埋花盆里，还种上花，就这样，叫含血的一次爱，这是东西方的爱，这种爱有隔阂，有冲突，有误读，但都是人类的爱。然后我很冷静地上了出租车，那是在我女朋友的房间里，她不在，我用菜刀切下的，大夫说这一下是用了非常大的力量，不然的话骨头切不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别人不是买戒指吗？我不买戒指，我9个手指头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为什么我要和大家一样10个手指头呢？”那盆花就一直放在盛奇女友的房间里，他女友一直也不知道，盛奇一直也没有告诉她。
1988年的10月，我为了拍摄纪录影片《大地震》，在长城上组织了一次艺术活动，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行为艺术活动。一共有近千人登上了慕田峪长城，几十个艺术家进行了艺术表演，还在长城之上举行了一次摇滚晚会。当时，我急电安徽，召回了盛奇。他再次全身包扎，带领着十几位同样包扎的学生，在一张巨大的黑色蜘蛛网中表演了太极，用阴阳演万物，为长城，也为自己，为历史，也为现实疗伤。回首当年，不能不说艺术家是“春江水暖丫挺的先知”。我所记录的不过是地震前兆而已。
1989年，他的女友已经怀孕，回国之后，在罗马生下了他们第一个儿子，盛奇也去了意大利。他们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离婚了。开句玩笑：离婚使人进步。盛奇去英国读硕士学位，这期间又经历了一次跟英国妞的情感生活，又一个女儿降生了。再后来，盛奇又遇见了一位德国妞，两人共同生活了两年之后，生下了盛奇第四个孩子。我问盛奇：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本身就很像行为艺术。盛奇说：“我一直有个想法，把我的生活办一个图片展，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方面会引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会使有些人认为我在为义和团报仇，令人想起八国联军。实际上，无论历史和现代，‘仇恨’这两个字已经过时，‘恨’这个字已经被世纪末的爱所淹没，爱都爱不过来，怎么谈恨，更谈不到报仇。”我跟盛奇开玩笑：你的作品应该叫新人类。盛奇说：“就是新人类。他们是在彼此不理解、隔阂、障碍的情况下通过爱来产生的。”唯一的遗憾，作为父亲，盛奇是一个没有收入的人，一直没卖过什么作品，也没工作，对于孩子，只能尽情感上、道义上的义务。盛奇每个月定时给他们写信，三个母亲之间很好，孩子们之间也很亲密，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还互相问候和祝愿。
盛奇前不久回国了，没过多长时间就和张大力、张念在设计博物馆做了一个展览，他用红布把头包扎起来，穿着警察的制服，制服上挂了一个世界艾滋病基金会的标志，下身裸体，生殖器用纱布包扎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的白线一头绑在生殖器上，一头拴在一只小鸟的腿上，小鸟在盛奇的身旁转来转去。盛奇这样解释他的作品：“制服在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制服是国家机器的象征。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普通人和民工甚至要饭的都喜欢穿这种衣服。我想他们的心里没有安全感，穿这种衣服就安全了。这种衣服在中国是代表着一种权力，代表着一种力量，意思是你不要碰我，我家里有人就是穿这个的，穿了这个衣服好像对旁人怎么想就怎么着。爱滋病基金会的标志是一个慈善符号，把两个符号放在一起，消解了整个国家的意识，转向一种国际意识，上身制服，下身裸体，表现了束缚与被束缚的关系。另外，一条线一边拴在生殖器上，一边拴在鸟的腿上，把人这种高级动物和动物强制地拴在一起。我的生殖器也是一种鸟，这两种鸟本质上都是自然的，应该想飞就飞，高级动物的脑子不自由，所以鸟也就不自由了，不但拴不上自己的鸟，连天上的鸟也都飞不起来了。”
说到鸟，我想起了一个笑话：张念和盛奇是同学，关系很好，整天在楼道里叫他。当时盛奇还叫盛志奇，张念是个四川人，用蹩脚的四川普通话一叫，肯定叫出的是生殖器，最后，盛奇不得不很严肃地警告张念：你不能再叫我的名字了，中间那个“志”你必须给省了。
作者：温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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