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被遮蔽的存在——我所认识的林谷芳先生
孙小宁
把一个充满生命质感与东方文化情怀的台湾文化人推到读者面前，是我很早的一个愿望，也是目前为止，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好多次在朋友圈中说到他，不知怎的，三言两语就自觉地打住。知道倘若一个生命不能饱满地呈现在外，其实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读。何况他在大陆，远没有李敖、柏杨、龙应台那般的广为人知。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情形。
“一个社会有他显性的标准，也有其隐性的标杆”，被他常常说起的这个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倘不是有１９９５年结识他的经历，１９９７年１５天的访台体验，我还不能印证这种隐性的标杆存在于一个社会的力量。又倘不是有他皓首穷经、倾几十年之功推出的中国音乐经典《谛观有情》，我也未必能感受它之于另一社会形态的意义。虽然近些年来，两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入行十年的文化记者，也听到过无数观照大陆的观点与看法，但是比之与他，我总感到失之于空。因为没有一个文化学者，可以如他这般，十几年间在海峡两岸来来往往六十多次。而这经历，又远不是一般台湾人的名胜古迹到此一游，而是如他所说：在谦卑地阅读大陆。大陆的版图，足迹未到的省份，在他那儿，只有海南和西藏。无论是在蒙古包中听蒙古长调，还是在青海湖边品花儿，他都比一般人更用心地观察这个社会。与他交流对这个社会的看法，都忍不住觉得，他那出于常情又不乏理性的通透观点，该被这个社会更多人听到。
这期间，他还同时做着中国音乐的整理编著工作。“回馈生命中最初的感动”，他以这样的言语作为《谛观有情——中国音乐传世经典》的初衷，细细体味，其实维系着一位台湾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不变情怀。正是这种东西，让我与他从相遇到相知，结下了生命中不可思议的因缘。他对两岸文化的观察与体认，他作为文化学者、音乐人、习禅之人在当下社会的生命态度与坚守，他的有情宇宙观以及由此传达出的脉脉温情，都在点点滴滴丰富着我的生命，同时也正好提供了迥异于他人的看世界、看两岸的方式。我以为，后者尤其珍贵。
因为与他交往，我还不时接触到他的学生。他们统统叫他林老师，而且言语间，不愿意别人直呼其名。现在，当把他推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愿称他林谷芳先生。因为，两岸的语言在各自的领会者那儿，还有明显的差异。在大陆，老师常常成为脱口而出的一种称谓，我不愿就此弱化我内心的敬意。
一、不可思议的生命之缘
就从与他的最初相识说起吧。那是１９９５年，我在《中国文化报》做记者。很偶然的机会，被派去采访中华民族器乐大赛。那是我所不熟悉的领域，满目面孔皆陌生。组委会的人就说，你就采访一位台湾评委吧。林谷芳先生就这样被介绍给我。一身布衣布裤的他神情清澈，像是丛林中步出的隐者。他的观感也未落俗套，不是说完优点说不足，而是说到民乐最应该保有的特质。以一个文化记者的敏感，我知道他谈的话题分量，已远远超过了一次民乐大赛。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观照民乐，而不囿于技术层面，视界的开阔足以令我心悦诚服。
后来在他下榻进行的补充采访渐渐变成更为广泛的话题。说到中国文化的特质、说到我喜欢的禅宗，一些我所熟知的台湾作家。他惊异于我对台湾作家作品的熟悉，我也惊异于他对所有问题的观照方式。这是一个将几千年中国文化打通了的现代人所提供的方式，也是一个兼具宗教与人文情怀的台湾人所提供的方式。特立独行，也许用到他身上更为准确。
这之后，他来大陆总不忘与我联系，同时带来一些禅宗方面的书。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会太长，但是所谈话题总让我受益匪浅。终于有一天，他问我：如果我请你去台湾，你这边会不会有困难？虽然我对所有陌生的地方都怀有青年人的向往，但因为两岸特殊的局势，我仍不敢说，我能成行。还有一个东西一直埋藏在心里，就是想知道此行到底要做什么。在一个日益市场化的社会，很多东西的铺垫都是要达成一个目标，虽然林先生的为人行事与众不同，但我仍暗暗不安于自己的无以回报。
但是１９９７年，我还是有了第一次的台湾之行。办证手续异常复杂，我因此错过了一次林先生组织的民乐演奏会。他常常邀请大陆民乐界人士赴台演出，而且并不以他们在大陆的名气来决定人选。我注意到有好些演员名字都是我在大陆少有所闻的，但林先生会由衷地觉得，他们才是真正深谙民乐真谛的人。比如上海的俞逊发①先生、广东的余其伟和北京的张方鸣先生等。
对我的错过林先生好像并不为憾。他说，这样，１５天都是你的，你可以好好观察观察台湾这个社会。显性的台湾人人都看得到，隐性的就未必。靠旅行团，靠海基会，都未必是最好的管道。于是这１５天，他便带着我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穿行。我看到了一个忙而不乱的他，怎样以一个民间身份发挥着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也看到了他，怎样忙里偷闲地去校对他那本音乐经典《谛观有情》。一会儿是音乐会的主持，一会儿是一个著书立说者，一会儿品茶论道，又一会儿谈侠论武……别的不说，他在一天间的身份转换就常常让我目不暇接，而他的从容气度又让这一切的纷乱化归一种统一。“你这样做不会觉得累吗？”我常常这样问。“累是因为在做习惯性工作，而我只做挑战性工作，这样才知道自己是谁。”这时才知道，他自己所说，他是台湾社会的异数是什么样的涵义。
在台湾，还有一些轶闻是他身边的人转述的。比如他当年怎样拒绝李登辉的邀请，不去“总统”府演奏琵琶。他的说法是：艺术的世界达者为尊，要听琴，到我这儿来。又比如，在台湾社会一片本土化的声音中，他以讲中国而不受人攻击，是因为他的理由是：要印证生命所学之真实与虚妄。布衣傲公卿，也许是禅者鲜烈的人格再现，但他同样不缺乏对现代社会脉动的感应。
在台湾，有许多如我一样的年轻人，喜欢听他的演讲，喜欢听他对当下事件的品评，他的坦诚直接，就像他在台湾所做的乐评。这当然缘自他生命的坦荡以及多年来习禅的经历。“禅者要有死在台上的勇气”，所以看他干什么，都不会有内心慌乱的感觉。他有时也说，自己的生命归宿，是要回到宗教的层面上，“而后不知所终”，于是便更感记录这种生命传奇的必要。
而此行真正感恩于心的地方还在于，他让我的台湾之行，真正体现出人与人交往的单纯与美好。每次介绍我时，他总是说：偶然的相逢，也不容易。何不把它做灿烂一点呢，也算是一生一会啊！于是，我在台湾的许多场合，都能感受到那种自然而深切的友情。而我也知道，能在短暂的时间中融入他学生辈的友情圈，也完全是林先生的人格魅力所致。这种生命特质，放到大陆，也同样是一个异数。
二、一部经典的大陆命运
１５天的台湾之行过后，我又回到往日的生活氛围。生活还在既有的轨道上运行，但我心中的一些想法却在悄悄滋长。那部中国音乐经典总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它所涉及的民乐，在大陆已渐趋式微，而一个台湾人，以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虔敬，做着一件本该是大陆音乐界做的事情，这种坚守的力量，才是最应该被大陆读者感受到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出版物的引进。
我把这套书的信息向我认识以及有可能接纳的出版社透露，碰壁的居多。所得到的答复往往是：经典是经典，但未必卖钱。但是奇迹却在一家我认为最不可能的出版社出现了。昆仑出版社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副牌，我所认识的侯健飞也是我在《中国文化报》做“书与人周刊”认识的众多编辑中的一位。我把那套书拿给他看，原本也只是不妨一试的投石问路。没想到不几天的回应却比我想像得要热切几倍。带着军人特有的单刀直入，侯健飞说，他首先是被林先生充满人文气息的感性语言所打动，听那音乐，也渐渐能听出感动。“我不大懂音乐，但我觉得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东西，我想争取在我们出版社出版。”
在一家简陋的小饭馆，我们探讨着这套书的出版可能性。那情形，像两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人。但也因为年轻，还不能深谙其中的风险，正可以无知者无畏地往前冲。于是所有的困难又俨然不存在。就这么一步步推进，他先是告诉我，他们社领导同意了，但还得上级机关批。接下来又告诉我，因为是音带与书的合成物，所以还得再多一个关口。磨合，再磨合。漫长的等待环节常常让他急切的性子如盛夏天气一样火爆，于是我们的电话总是以探讨问题始，以吵架终。太急了，他就说，“我真想跳楼。”我只好跟上一句，那我跟着你跳好了。本是一句气话，但却很是有效，他会更发狠地投入其中。在合作期间，他所在的出版社对这套书寄予厚望，他们的认同常常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一些音乐圈外的出版社在承担着市场的风险，做着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这套书终于艰难出版，我眼中的侯健飞也已变成黑瘦模样。他把自己在南方监制光盘的种种经历说与大家听，每每都变成众人的笑谈。但里面酸涩的东西，还是每个聆听者都能体会。
书推出之后的宣传是意外的顺利。所有接触到这套书的媒体都给予了发自内心的关注。在《东方时空》节目中，林先生作为“东方之子”接受了白岩松的专访；而在由这套书而延展开的“谛观有情音乐会”上，林先生也成为第一位在大陆音乐会上做主持的台湾音乐人。
他那种将音乐与人文结合起来的主持风格，是我在台湾访问时早就领略的，但在大陆，这样的风格还属凤毛麟角。他让一场音乐会成为一种音乐理念的延展，同时也赋予了民乐久违的尊严。
有了这次机会，他得以被更多的大陆媒体所认识。我的许多媒体同行还和他成为朋友。他总是说，这是他生命中“好人碰好人”的一场善缘。但我私下里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倘若只是在北京青年宫听他讲蒙古长调，或只是读到他的《谛观有情》，对他的认识仍会停留在一个文化传承者的层面，而他生命的更多面向，仍无由被读取。
也是在同行尊敬的目光里，我捕捉到了另一种信息：其实，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一种另类的生存，支撑我们的坚守。生活于海峡那边的林先生，是可以提供一种参照的。当我欣喜于每次与林先生交谈都会让我生命清朗之时，我想那也是其他人共同的感受。
如果时代之变，不是微弱的生命所能改变，那么观照，本身也是一种力量。能够不被表象的喧哗所迷惑，观照到社会内在秩序的人，尤其能感受到内省的力量。
这是从林先生那儿获得的最好信念。
三、历史浪漫传奇的最后一代
如果是位严谨而公允的社会观察者，我尊敬，但不会走近，或者说不会如此无负担地走近。但是面对一个可感可触、禅心机敏的生命，我则会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他那种生命之大。
阅读这样的生命，我尚需要更多的功力，但是看到他生命中有趣的一面越多，我越相信，他就是如他开玩笑时常常自比的：历史浪漫传奇的最后一代。
六岁感于死生，高一开始习禅；因被湖上笛声触动，研习琵琶。以很高的联考学分，最后选择台大最冷门的人类学系。之后是长时间的隐居修行，之后投身社会，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在影响极大时华丽转身，淡出社会，成为以一袭白衣为僧众谈禅之修行法门的居士行者。生活、艺术与宗教，在他的身上得到那么自然的统一，的确印证了他在《谛观有情》中写到的那句话：“生命之全体即为艺术之自身。”数十年来禅门生死的参悟，使他有艺术家的才情智慧、风流蕴藉，却没有艺术家的乖戾张狂、目空一切。根柢的谦卑中形成的大气，不会将人灼伤，反而显现电光石火的锐气。就像他在纽约大都会做禅茶花乐的节目，舞台布置得极美，音乐也极美，但总有人会出来挑战：花有，乐也有，禅在哪里？台上的他只答几字：我，就是禅，便让台下捏汗的朋友暗舒一口气。台湾“解严”之前，他曾有一段断食的经历。看到许多人在大吃大喝，他便心生鄙夷，心说：你算老几，也要吃那么多饭？他少读现代派的书，但与现代派论战，也会让人家断语而归。而为台湾现代舞写乐评，又最是让舞者服气。他们说，别人写舞评，我们不敢跳；但读林先生的，反而知道怎样跳。
在现代社会，作为学者，到他那样的名气，我所见的，都差不多已著作等身，但他以演讲家的身份四处开讲，经常不落纸端。即使为报纸写稿，也常常伏案即写，写完即发，几乎不做存留。而他的音乐经典《谛观有情》问世，则掷地有声，让许多著书立说者想起他常挂在嘴边的话：老子五千言，我们要读两千年。
以一身不变的布衣唐装出入于台北，他常常给人的错觉是古代文人呼吸现代的风。因为他既不懂电脑也不懂英语，但他不懂的竟然坦然无比：去签美国签证，也以一口国语对之，别人问他：教授何以不懂英文?他反问：教授何以要懂英文??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大师要懂英文的嘛！因为是一副老子根本不甩你的样子，反而次次顺利过关。但在非常专业的宗教交流场合，他却能听出翻译的误译。迎着别人诧异的眼光，他会说，当年上台大人类学系，还是读过一些洋书的。专业的考不倒我，不会的是生活用语。这不叫不懂，叫遗忘得彻底。每每在台上演讲，提到这一点，底下总是会心的笑声，觉得这才是林老师，纯粹得彻底、也叛逆得彻底的林老师。
这样的人本应该活在古代，活在他喜欢的春秋、六朝与大唐里，琴棋书画诗酒茶般的挥洒才情，但他生生地活在现实的台湾中，活出一部历史浪漫传奇。现代的江湖，他不是潮头人物，但每每与潮头人物同台就座，往往会给台下的追星族留下设问：这个白头发的教授到底是谁？就像参加台北故宫叶锦添的时装秀，有舞蹈家罗曼菲在场，也有著名导演蔡明亮就座，但他们一口一个的林老师，表现出的极大敬意，完全使他有大隐隐于市的江湖大佬气派，叶锦添甚至提到：如果有一天，穿衣服能像林老师这样自然的话，我就满足了。
在他还没淡出文化界的时候，台湾历任的文化官员都会请他撰写文化政策纲领或白皮书。每每接受，他都会写得圆熟而不失建设性。就是竞选“总统”之类的政坛事务，也曾出现他的身影。看来是为政坛人物添花，但在他做起来，堂堂正正，磊磊落落，不仅无损艺术家尊严，反而在其中，托举出他独有的人格特质。因为帮陈履安竞选“总统”，他曾公开批评李登辉连任。别人问其原因，他的回答仍是艺术家式的：因为李喜欢油画——一个政界人物以艺术家自居，就难免会偏执、刚硬，把一个台湾交给一个偏执的人，谁会放心？以同样的思维原点，他为有同学之谊的马英九①站台，一出口也是这样：“以艺术家的才情来看，马英九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怎么看得起的。他哪里有什么才情？最平凡不过。但是我也知道，艺术家虽有才情，但大都偏执，台北有多元的山水，多元的山水孕育着多元的人文，它需要的不是偏执，而是柔软，包容。以此论，马英九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让政治人物在艺术面前显出适度的谦卑，看起来是把艺术尊崇到政治之上的地位，但他返身对艺术界的批评，同样可看做对艺术家们的当头棒喝。台北一段时间现代派盛行，装置艺术无处不在，而他讥讽：纽约艺术家做装置艺术，是因为纽约街道太平整，花园太好，看着会无聊，需要打破一下。台北哪需要装置艺术，每年的党派大选，漫天旗海，岂不是最大的装置艺术？纽约可以用上百头牛来做观念，但在草原上有一大堆牛，谁会理你？
从来看不到他手不释卷，谈起各类事物却都头头是道；谈起流行音乐，也宛然业界人士。这常让我诧异不已，但对我的追问，他总会直接地答一句：我读的是天地之大书。我理解，这其中有禅宗的实践精神，所以在他身上反而看不到某种制式与规范。也因此，台北的朋友会告诉我，台湾的记者都以访他为幸事。因为随便一种议题，看起来与他的领域不相关，但总能得到意外的答案。记下就是一篇文章，省心又省力。因此的困扰也有，就是一旦想要全套解析这个人时，都普遍感到无可方物。就是摄像机，也难免遇到这样的处境。因为《谛观有情》那套书，他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选为继余光中、柏杨之后第三位来自台湾的“东方之子”，前来接洽的编导自以为这个人只是为自己的书做推销，便显出态度的轻慢，但等白岩松的采访结束，需要他来剪辑制作时，却发现８分钟的容量根本剪不下去，因为二人高来高去实在太精彩，到最后，终于做出一期１５分钟的节目出来。而在台北的相应例子则是：台北的电视制作人凌峰，有一次去拍他，摄像机对着他拍了几个小时，最后一声感慨：林老师是拍不完的。
一个从来不靠惊世骇俗而为人行事的人，处处吸引着媒体人的好奇心。这在媒体普遍娱乐化的今天，不能不说是台湾社会的奇迹。而无论社会有怎样的思潮与时尚，他都会在生命的绵绵密密中接纳感应，并给予大家真正的精神舒解。感受他生命的超拔与悲悯，常常使自己的生命境界也为之提升，这也是他每次的演讲，总是拥者众的原因之一。作为他自己，“练气而不落为武师，弹琴而不限于台上”，不粘不滞、智慧超然的行事风格，的确是少年时读《西游记》所怀揣的超越之梦的实践。这样的人，才会在高中的同学热衷于抒发理想时，淡淡地说一句：我只写墓志铭。墓志铭最后，依然是林式唐代传奇笔法——写完一生，最后是不知所终，但末了还有一笔：某某年，长安街头，人见一老者，须发皆白，冬夏一衲，不畏寒暑，佯狂问世，且歌且吟……时人以为乃林谷芳者……
一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活法往往是活在别人眼中的传奇，就像电影《色戒》中自省的和尚最终也会遭人质询一样，我也曾问他：既然如此入迷于习禅，何不出家而为？他说，那时自己并未准备好。我问：假如有一天你的妻子也像电影中的妻子那样问你——有哪一个先生可以半夜出走，抛开自己的孩子？众人都说释迦牟尼得道，可有谁理解做妻子的感受？他回答说，那其实要看是不是谛观到无常，谛观到万事的缘起缘灭。人的烦恼不在于谁养没养孩子，而在于执著。
虽然也这么发问，但我仍然觉得，能成为他的妻子，自有一种幸福。每次看他注视“小狗”①，都像是注视他第三个孩子。能感受这样的深情，也其实是一生一世的福分。听他的学生讲，他当年的婚礼也别出一格，主持婚礼的是一位尼泊尔高僧，放的音乐则是他平生最热爱的中国曲子《月儿高》。
而我们这些并不常见的朋友，每每与他相聚，也能体会到一种传奇生命中的人情厚度。每次来大陆，他总不忘给朋友带来台湾的茶叶，其惜缘的心情以及对人事的洞察，都让人体会到一生一会的幸运。而在台湾，我印象最深的是台北阳明山中的一片湖。离开台北之前，他带我去。一个人在湖边站了很久。他说，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在这片湖中走向了不归路，临终前与朋友一一打了电话，作为告别。葬礼的时候，他特意在这儿为朋友弹了琵琶。
能感受到这样一种生命情怀，常常让我感谢上天的垂爱，同时也激起我最大的好奇。
于是在行进的车上，在吃饭的当口，乃至任何一个独处的时刻，他都常常要面对我的发问。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机缘？有家庭的影响吗？”
他深思一会儿说：“我这个人的种种很难从家庭背景中找到原因。我的父母兄弟的兴趣与所学都离我非常远。体认因缘，我相信佛家所讲的‘天生夙慧’。你可以查的，问我的家世里有没有从事艺术的？没有；有没有学者？没有；小时候有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当全部都没有的时候，怎么解释呢？我在我的《谛观有情》那本书的序里说：我六岁有感于生，这就无法从社会层面上解释。而一旦从‘天生夙慧’角度讲，我也就有些不敢居功。因为我知道许多不是我努力来的，而是老天给的。面对天地，你只是一个接受者。”
“除了天生夙慧，读书对你有没有影响？”
“我在大学之后基本就只读佛教原典而不读其他了。这一点，我和南方朔①不同。假如有一天你有机会见到学者南方朔，你会看到他满头白发，不跑不跳，每天都读书。我不这样。我读天地之大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生而有涯，知也无涯。很早我就看透这一关了。”
“那您读书的原则是什么？”
“只读与我生命有对应的书。人到了一个年纪，一本书打开，对你有意义的，你马上会挑出来。而没有的，就不见了。我不会让没有意义的书占据我的脑子。真正的学习要六根皆用，六根互通，就如同洞山良价②悟道诗所言：“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
“那您是不是不喜欢文人呢？”
“许多人说我比有些耆老更像中国文人。但我不是那种文绉绉的书斋文人，禅者是实践的通人。太多中国文人要不就化在书堆里，要不就被西方染了一半。你从我身上看不到书堆里的西方，但我却活得更全面更自在的。”
“您使我想到了魏晋南北朝人。”
“的确，历史对我从来不是过去，上下五千年，每个时代在我都可以成为当下，从世俗面，我的确比较像魏晋人，但在宗教面，我倒觉得自己更像唐代的禅者。这是两面。俗世风流，但谈生命的皈依、谈气魄，唐就有更多的对应。”
孔子七十二徒，每天记录老师的言语。而我跟他相处的每一刻，都会想着带一台小录音机。面对那些有幸录下的片断，独自整理之时，都不免想到我生活中那些朋友。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人，你要怎样描述给他们？
我感到了语言的无力。
而现在，有幸与林先生合作这部《十年去来》，借采访传达他对大陆的生命经验，使我终于可以把沉淀多年的话语坦承出来。对于本书的读者，这样的文字也不算多余，因为，只有体会到一个生命的独到之处，才会对其生命体验有更贴切的理解。尽管，他言说的是我们自认很熟的大陆。
四、关于《十年去来》
我常常不认为这本《十年去来》是我独自完成的文本。事实上，很多的内容都在我们之间的交谈中提及过，或者是在他记述某次的大陆之行的文字断章中出现过，而我，只是反向地进行了技术操作而已。
单单呈现文本，难道不可以吗？作为自感交流无碍的我，当然觉得未尝不可，但是作为更多的读者，要从中读出一种出于生命最基底的关怀与观照，并非容易。
也许我们会习惯台湾另一位文化学者龙应台女士的愤世嫉俗：《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也许我们也会欣赏李敖、柏杨等对历史政治的嬉笑怒骂，但我们未必理解一个愿意将历史山川做有情世间来观照的台湾文化人言语间的温情。作为两岸文化的观察者，他会有对比、有思考，但我常常感到，他对台湾社会发言，要比对大陆社会发言激烈得多。他的审慎，并非是一种政治的考虑，而是一种发自生命本心的善意。正像他在广东六榕寺看到六祖之像，所产生的生命荷担一样，那既是一种禅心的实践，也同时是对浸淫许久的中国文化的回报。
这么多年，两岸的形势时紧时松，我们这些在海峡彼岸都有亲朋好友的人，往往在这时心情会变得复杂。单单从一些台湾政客的言行中，我们无法指责政府所采取的任何行为，但是对于文化人来说，如果对民心不能有很深的阅读，很多的心结仍然是死结。而《十年去来》所做的，就是这一层面的事情。在我看来，它同时提供了两种阅读参照，其一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现实中国，以及普通的台湾人如何看待大陆。他们心存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是什么。其二则是中国文化的共同背景下，两岸的文化样态，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什么、摒弃什么。
不管承认不承认，享有共同文化的生命，因为历史的隔绝，成为两种社会的人，是一场历史的悲剧。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又提供了一种文化的两种实验场，各自的优劣成败，对于彼岸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参照。现在，这种比对，经由一个智慧而善意的眼光观察、并言说出来，确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
固然，你可以说，即就在形势紧张的时候，两岸的文化交流也一直在继续。出版界也一直瞄准着台湾的畅销作家，琼瑶打造的小燕子更是成为大街小巷的饭后谈资。但是无论是明星演唱会、Ｆ４的《流星花园》，还是朱德庸的都市男女漫画、吴淡如①、刘墉的人生漫笔，都不足以构成解开两岸问题症结的钥匙。因为，最根本的文化问题在这儿是被回避的。轻浅、时尚、流行、超薄阅读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词，两岸在这方面已几乎达成同步，但是疑惑仍然在每个人心中存在，于是在一路娱乐的高调下，仍然有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所以，即就不是停留在两岸问题的症结上，而是集中在两岸共有的时代困惑中，林先生在《十年去来》中所做的文化思考，也与每个心存思考的现代生命相关。
而两岸的文化误读还不止这些。当大陆出版界一味地引进台湾流行图书时，我们俨然觉得，台湾社会，就已这般流俗与轻浅化了。但是每每与林先生交谈，他都给我一种认识，比如，某某当红作家，在台湾社会是不被讨论的。或者，有一些很有人格魅力与文化建树的台湾文化人的著作，更该被引进。我们传达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谁也没有忽视市场的力量。但是它毕竟还是一种珍贵的信息，提醒我们不被一些表象所惑。所以，我以为《十年去来》在观照大陆的同时，提供给我们的台湾社会的真实，也是大陆社会的另一面镜子。
与林先生的《谛观有情》相比，这本《十年去来》因为是访谈的形式，还不能体现出林先生思考问题的系统一面。但他好像也乐于区别于以前对中国音乐的系统论述。对于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林先生并不愿意铁板钉钉地下什么结论。而对于在大陆所结识的友情，林先生也希望在此做言语的回报。而这种感性的只言片语，其实也同样体现出他作评论一以贯之的理念：用描述去接近它的本质。
２００２年８月初于北京
２００３年８月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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