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运动来到了人们身边
——Hip Hop在法国
文/贾斯敏
1999年秋天，法国的Hip Hop乐队Compagnie Kafig在纽约演出。观众们头一次发现原来Hip Hop，这种源于美国黑人的音乐表现形式居然从它的老家传播到那么远的地方了。远道而来的说唱组合Compagnie Kafig给他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支由非裔音乐人组建的乐队将法国的Hip Hop与太空步，Pop-Locking，古典的小提琴和安达鲁西亚吉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一阵非洲旋风刮到美国。
1982年，传说中的全能艺人Bambaataa将Hip Hop带到法国。从那以后，这种B Boys文化——说唱乐，街舞和涂鸦艺术令越来越多的法国青少年趋之若骛，欧洲成了除美国之外最大的Hip Hop根据地。在整个九十年代，美国的说唱乐队和街舞组合在法国的青少年中非常流行，与此同时，法国的说唱艺人也在不断地磨练自身技巧，进步神速。
受美国的影响，我们通常认为，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是中上层阶级住的地方，但在法国有所不同：环绕着灯红酒绿的城市的是为建高楼大厦辟出来的荒地，末流的学校和被排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高失业率的人群（少数民族），以至出现了“郊区人”这样的专有词汇用来指代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有色人群。郊区也是犹太人的聚居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把自己等同于混迹于此的黑色和棕色人种（阿拉伯人）。如今的法国Hip Hop被非洲和阿拉伯来的移民揉进了他们本民族的风格，在这个反移民风潮越来越严重的时代，成了他们掌握话语权的工具，他们借此表达对法国政府的蔑视和仇恨，并在周遭冷漠的环境中给自己挣得立身之地。
出生于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后移居巴黎的说唱歌手索拉（Solaar），是法国说唱乐的先锋及代表人物。九十年代初，他的走红把说唱乐带进法国音乐的主流，并在非裔、阿拉伯裔和西印度裔的“郊区人”中培养了一大批Hip Hop乐迷。在索拉的首张热门专辑《是谁掌握了风的节奏》推出之前，说唱乐仅在一两个独立电台的节目中出现过，如巴黎的NOVA电台，这个电台在有一档著名的节目“星期天音乐会”，索拉和“超级NTM”乐队都是最早从这个节目走向全国的，节目的两个DJ致力于推介来自各地郊区的说唱音乐，最终使说唱乐风行全国，现在我们已能很轻易地从各种媒体上听到或看到说唱乐的表演。
抛开一些内部的竞争不谈，法国的Hip Hop一族无意于闭门造车，他们希望组织化，渴望获得国际性组织的认同。“祖鲁族”是最先接受他们的组织，这是由Bambaataa于八十年代初在纽约创立的，旨在推广Hip Hop文化，动员年轻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早在1984年，“祖鲁族”就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并且有自己的“酋长”、出版物和活动－祖鲁舞会。从那以后，陆续又有一些杂志出现，比如来自Da Underground的Down With This以及Black News，更加巩固了法国Hip Hop乐迷与组织的联系。
渐渐地，法国人自己的Hip Hop乐队在“郊区人”中流行起来。他们给自己的乐队冠以黑龙、黑虎队等这样威风的名字，成群的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闲逛，打扮与美国的同行们别无二致－－Karl Kani的靴子，Tommy Hilfiger的仔衣和Fubu的衬衫；他们交流的语言能令法语纯洁性的捍卫者们晕倒：其中混杂着美国Hip Hop俚语,阿拉伯语和一般法国人听不懂的法语－－比如把某些词的音节倒过来说。这些乐队强调他们不是无业游民，只是想在不惹麻烦的情况下于种族主义对抗，比如参加各种Hip Hop音乐节，街舞大赛或者涂鸦艺术比赛。
非裔和阿拉伯裔的说唱艺人通过音乐表达穷困潦倒，倍受歧视的处于社会底层的有色人种的感受，并且动员“郊区”青年参加到有益于人种团结的活动中来，比如“黑·棕·白”（黑人、阿拉伯人、白人），这是一个一年一度的反种族歧视的Hip Hop音乐节的标语。来自全法各地的说唱艺人如出一辙地蔑视传统政治，坚定地向他们的“大家庭”表衷心－－通过Hip Hop这种文化，倡导多种族联盟和政治运动，就像阿拉伯裔的女说唱歌手萨莉阿唱的“让节奏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虽然hip hop在法国日益成为对抗种族歧视的工具，但它的追随者不仅仅是黑人和阿拉伯人。与美国同行们不同，法国的说唱团体通常由多种族的人民混和而成，比如来自马赛的著名说唱组合IAM（Imperial Asiatic Men）的成员就是由来自马里，阿尔及利亚、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移民组成的。相对于路易·法兰肯单纯的仇恨情节和国民阵线的极右翼领导人勒旁的极端排外政策，IAM不仅倡导本国不同种族之间的宽容和融合，而且更具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他们的歌曲《黑与白》中声讨非洲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设在巴黎18区的“说唱艺人联盟”向IAM提出的种族大团结的口号表达了敬意，这种各民族人民融洽相处的景象在法国年轻一代中越来越显著，比如国家足球队，他们为法国赢得了1998年的世界杯。
法国的Hip Hop艺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是复杂的，说唱乐不仅仅用来传递团结宽容这样乐观向上的态度。一些言行极端的说唱乐队引起了媒体更多的关注，他们以对质的口吻谴责警察的暴力行径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冷漠态度。“超级NTM”（NTM是“X你妈”的法文缩写）乐队的主唱乔伊·斯达尔（Joey Starr）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对一些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政府是左派还是右派无关紧要，我只要在创作中履行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
涉及到国际政治问题时，就连IAM也尖锐起来。他们的歌词中出现过“这个混蛋的国家”这样的字眼。在《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中，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欧共体使发展中国家更加贫困”；在《我本来应该相信》中他们谴责一些欧洲大国的殖民主义行径。Mafia Maghrebine乐队则在歌曲《兄弟，你应该知道》中揭露法国曾在背后干预过阿尔及利亚内战，“阿尔及利亚在他们的伪善中走向毁灭，而欧洲变得富有。”
法国说唱乐中这些极具煽动性的歌词曾经遭到主流阶层的抨击。闹得最大的一次是在国庆日的一个反种族歧视的演唱会上，“超级NTM”唱起他们的歌曲《X警察》（很明显是受了美国说唱组合MWA同名歌曲的影响），并煽动台下的观众与他们一起冲着场外的保安警察一起喊这个歌名，从而引发一场政治和法律大战。后来乐队因为在公共场合“污言秽语”而被判定有罪，他们不得不接受6个月的监禁和禁演以及5万法郎的罚款，左翼活动家抗议这个判罚过重: 他们注意到有勒旁的国民阵线支持的朋克组合在与警察和支持少数民族份子发生冲突后，并没有受到同等的处罚。
尽管经过上诉，“超级NTM”的禁演期减少到两个月，他们的煽动性歌词还是愈写愈烈，并再次引发了政治和文化的震动，在他们的歌曲《我们还等什么》号召人们“烧掉警察局，烧掉这个共和国，烧掉这个万恶的社会，怎么还不点火，我们还在等什么？”政府正式谴责NTM的歌词增加了街头暴力和袭警事件，政府发言人指责说唱艺人不起好的带头作用。“我们不是领袖，我们只想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乐队成员Kool Shen反击说。勒旁的国民阵线更是火上浇油，趁机煽动人们的排外情绪，他们认为说唱乐是“发源与阿尔及尔的一种危险的艺术”。并且认为出现在郊区墙上的涂鸦艺术正威胁着法国的文明。这一切导致法国政府通过一项法令。1994年出台的“杜邦法案”多少与Hip Hop的流行有关。鉴于“法语的纯洁性正受到来自美式英语，阿拉伯语和产生于郊区的俚语的威胁”，当时的文化部长雅克.杜邦提出了一个保护法语的法案，规定法国的音乐节目必须保持40％以上的本土化，即由法国的音乐人用法语制作。这个法案因过于保守反而弄巧成拙。
讽刺的是，国家对Hip Hop的控制和压迫反而助长了这种文化的发展，NTM事件（后来媒体又把注意力放在乔伊·斯达尔袭击飞机乘务员事件上）使得他们的唱片达到白金销量。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与索尼签定了出版多张唱片的合约，甚至得到了阿迪达斯的广告合同。当人们担心金钱会使艺术家们腐化的时候，Joey Starr和Kool Shen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制作公司帮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生乐队如Busstaflex和Zoxea出唱片。
同样地，在歌曲中批评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妨碍IAM自己成为机会份子，他们也开了唱片公司。而曾经在歌曲中把这个世界描绘成狗屎不如的索拉因为他的日渐商业化而为Hip Hop铁托们所不齿。Reggae乐队“部落”就在Black News的一次访谈中形容他是“披着黑皮的狼”。
法国的说唱艺人如索拉和“超级NTM”很识相地与美国的说唱乐队合作，力图克服美国单曲排行榜上的排外情绪。也有靠自身努力赢得美国Hip Hop乐迷的：乐队Bisso Na Bisso（在刚果语中是“在我们之间”的意思）,是由一群在法国长大的刚果青年组成的。因为他们的融合了刚果和其他的一些非洲音乐元素，在法国之外的地方也广受欢迎，经常在非洲的音乐节上得奖。他们在首张专辑《根源》（1999）中以非裔法国人独特的视角表达自己对非洲老家的情怀，像一种思乡病毒在欧洲和美国大陆的非裔年轻人中扩散开。
不管法国的Hip Hop是否能风行美国，显然说唱艺人，涂鸦艺术家和街舞者已经成为法国青年一代文化中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表达形式和创作灵感上还免不了受到美国的影响，但已然引领了一派独树一帜的法国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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