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by Margaret Atwood

二二世纪末，有个女人……  

【廖炳惠评介】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爱特伍著 陈小慰译 天培文化公司  

文学家对人类未来世界的政治、社会、生态、科技、星际的共存等各种问题，做过不少魔幻、科幻、讽刺或模拟现实的叙事演练，如《时光机器》、《动物农庄》、《巴西》到《 复制人》、《星际大战》、《骇客任务》等，都让我们看到一些虚构的情节逐渐转变日常生活的现象，据说美国太空总署有一组成员多达二人的专家学者，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读文学、电影，从中找寻灵感。  

不过，在众多的魔幻、科幻之中，大概只有《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1985），注意到下层女子在未来二二世纪末的性别、生育、情欲面向，在爱特伍（Margaret  Atwood）出奇冷静、凄凉的笔调下，透过红衣使女的戏剧独白，这部小说铺写出叙事者沦为代育受孕，身体沦为子宫的心声。小说以「我」这位叙事者在现在、过去时空的事件中穿梭，道出她在「基列共和国」的中心所看到的怪异景象，她有过一位男友叫卢克，他们有个女儿，曾幻想彼此  
团聚的家庭生活，不过，她却成了大主教繁衍下一代的交合工具，只剩两腿之间的功能仍受重视，连身体肌肤都仅用奶油去滋润，因为大主教夫人们禁止使用女用面霜和护手乳，以免「在外貌上会有任何迷人之处」。换句话说，叙事者只是「容器」，生育工具。  

叙事者称自己是「浸在鲜血里的修女」，属於穿著红衣的「使女」阶层，比马大（仆役） 、卫士、一般人的地位高些，但却被列管，生活俨然是在感化或修道院中，唯一的作用当使女（代孕者）替患了风湿不良於行而且无法生育的大主教夫人，担任受精、怀胎、生产的工作。  

在内心独白及时空戏剧的梦幻与现实交织之中，叙事者展露出她对未来社会的科技控制及阶级分明，感到相当的无奈、厌倦，她不断拿花园的乾净整洁与花茎修剪「被砍断後正在愈合的伤口」彼此并置，对映出秩序之中的生命空洞及其反人性化倾向。从生育及情欲功能的专门、萎缩、修剪化，爱特伍描绘出未来人类的单面、平板及其内在压抑的暴力，透过大主教与使女、大主教夫人与使女、使女与嬷嬷的互动，切入未来人类莫名而又熟悉的黑暗心灵深处，剖开受伤的球茎，看它层层枯朽、腐烂的面貌。  

在小说里，基列共和国是基督正统教派所统治的世界，领袖（大主教们）对叛军（浸信会教徒）发动围剿，以极端高压、父权而又科技的方式管理，叙事者常以乾枯、荒芜、坚硬 、僵直、洁白的辞汇，去形容她的处境位居共和国的中心：「除了在电视中，战争无法入侵的地方。」她和卢克 有个女儿，但却一家三口失散，变成行走肉，虽有幻想、情欲、感觉、希望，但「早已经忘了自由的滋味」，一切都只是重述，即使大主教後来对她感兴趣，也是先以玩拼字游戏开始，由杂志的模特儿当联系，连接吻或寻欢都不具真情。  

整本小说应用了未来学、基因及科技的知识，同时也大量引述《圣经》。「使女」是来自 利亚与雅各的故事。利亚无法生育，因此让使女比拉去与雅各同房，靠她得到孩子，全书以反讽的方式反覆道出使女们的心声：「我们祈祷的是将我们掏空，这样我们才能以无瑕之身被重新填满；被恩 惠、爱、苦行、精子和婴儿填满。」但是在宗教、科技、秩序的假面具下，即连大主教也想出轨狂欢，幻想巴比伦的妓女，虽然他只是「风乾的东西」，换了场地，仍让叙事者感到一样无聊和老套。  

最後，这个「荡妇俱乐部」的事件被揭发，在整肃、清洗过程中，叙事者被带走。但小说并不就此终结，在叙事体似乎完了之际，却出现另一个反高潮；二一九五年六月，第二届基列研究研讨会的会议纪录，大谈文献、标签、定、检讨、辨伪及社会背景等，算是对学术研究及小说批评的後设反讽，在严谨考证之中，将叙事体本身仍悬而未决的疑点再提出，并且故弄玄虚：「尽管我们尽力而为，但还是无法用这个昌明时代的眼光，破解往日的回声。」  

爱特伍是当今加拿大及世界文学中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使女的故事》多次获赏， 译者陈小慰用心斟酌，将许多典故找出，而且有相当精辟的导读，让读者对未来、科幻、思辨小说有充分的体验，是值得细品的佳作。  
【2002/10/06 联合报】

约翰.厄普代克为她写有一篇《盲刺客》的评论是很好的，可现在不在手头:tears:

有兴趣！

我爱死她了
等了一个假期，盲刺客的中译终于出来乐，买到的时候开心死，是上海译文的

带过来了，还有吉尔曼的她乡，斯坦因的三个女人，都一直没看。

要不吵闹守规矩是不容易的，就像是你两手吊在桥的边沿上，但身子已在桥外。你动不了，只是吊在空中，可是你已用尽了全身力气。  

    帕金森夫人说女士绝对不能在男士刚坐过的椅子上坐，不过她没说为什么不行。但玛丽·惠特尼说，你这个呆鹅，这是因为那椅子上还有男士屁股的余温。这样说太粗俗了。 可是我坐在这儿就不能不想到那些曾在这椅上坐过的女士的屁股，嫩嫩的，白白的，像没煮老的嫩蛋一样。  

    她们想见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著名的女杀人犯。至少别人是这么写的。我刚看到这种提法时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说著名的歌手，著名的女诗人，著名的招魂术信徒和著名的女演员，但是女杀人犯怎么也能著名呢？不管怎么说，女杀人犯加在人头上是个很重的字眼。这个字有种味道——有种麝香味，但又给人以压迫感，象是花瓶里的死花。有时我在夜里一遍遍地低声自语：女杀人犯，女杀人犯。那词儿就像塔夫绸裙子擦地而过那样发出沙沙声。  
    男杀人犯只是残忍，就象是把榔头，或是一块金属。如果我一定要两者选一的话，我宁愿做个女杀人犯，也不愿作男杀人犯。  

    我想起那些描述我的报道：说我是个非人的女魔鬼；说我是在生命危急时被恶棍逼迫就范的无辜受害者；说我因无知而不知所措；说要对我施绞刑就意味着法院认可谋杀；说我喜爱动物；说我的脸色富有光泽，长得很俊俏；说我的眼睛是蓝的；说我的眼睛是绿的；说我的头发是金棕色的，也是褐色的；说我个头高，但没超过中等身材；说我衣服穿得体面；说我抢了一个死女人的东西，才穿得漂亮；说我做事麻利，机灵；说我性情阴郁，爱与人争吵；说我看上去与我的卑贱地位大不相配；说我是个性情随和的好姑娘，不曾伤害过人；说我狡猾，诡秘；说我傻，近乎白痴。我感到很不明白的是，我怎么同时能有这么多大不相同的特点？  

    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们都这么想让人记住自己。这对她们有什么好处呢？有些事情应该被人忘掉，永远不要再提起。  

    圣经里有那么多罪行，真让人吃惊。  

    其实精神病院的很多女人并不比英国女王疯。  

    另一个女人说，一到秋天她就发疯，因为她无家可归，住在精神病院里暖和。如果她不装着发疯，就会冻死。但是到了春天，她就恢复正常了。因为天气好了，她可出去，在林子里散步，抓鱼。因为她有点红印第安人的血统，很会做这些事。要是我也知道怎么做那些事的话，还有要是我不怕熊的话，我也会去抓鱼的。  

    穿某种衣服的人从来不会错。他们也从来不放屁。玛丽·惠特尼过去常说，如果有人在这些人在的房间里放屁，你得肯定是你自己放的。即便你没放过，也要这样说。要不，就是你他妈的太无礼，会有人用皮鞋朝你屁股上踢一脚，叫你滚上街去。  

    玛丽·惠特尼说话时常常很粗俗。她说“你做过”时语法不对。没人教过她如何正确地说。我过去也这样说话，但是我在监狱里变得教养好些了。  

    我小的时候常想，如果我能紧紧地抱住自己，就会变得很小，因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其他地方，总是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呆。但是，如果我人变的小些，就能容下我了。  


    他们说“走疯了”，有时又说“跑疯了”，好像疯是个方向，像是西边似的。好像疯是幢房子，你可以走进去，或者整个是个国家。但是，当你真发疯时，哪儿也去不成了，只能呆在原处，而其他人会走进来。  

    在有的监狱里，他们把你关上好多年，看不到树，看不到马或人的脸。有人说那样会使人的皮肤细腻。  

    不要说话，我在这儿检查你的大脑结构。首先我要测定你的心跳和呼吸。但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把你的手从我的奶头上拿开，你这个肮脏的王八蛋，玛丽·惠特尼会这样说。但是，我只能说：“不，不，不。”  

    一旦你开始可怜自己，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玛丽·惠特尼说，总是要先敲门，等别人允许后再进。你不知道他们可能在干什么，多半他们不想让你知道。他们很可能在抠鼻子，或是在抠其他什么地方，即便是个贵夫人也会有痒处要挠。如果你看见床底下露出一双鞋后跟，最好假装没见。他们白天可能是正人君子，晚上就变成了男盗女娼。  

    玛丽是个有民主见解的人。  

    刚才那是撒旦对上帝说的一段话。他说这段话的意思一定是要来测验我，不过他的测验已太迟了，因为上帝已对我做过很多次测验了。按理说，到如今上帝已累得不想再测验我了。  

    他曾把她想象成个妓女——他时常悄悄地把他所遇见的女人设想为妓女——但他实在想不出哪个男人会花钱找她。那就像是花钱让马车把自己压倒，给自己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  

    如果你开始注意意念是如何在人脑中活动的，他想，就会发现意念的联想的确惊人。比如，多拉——猪——火腿。要从第一个意念到第三个，第二个是关键。不过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以及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没什么飞跃。  

    我想他们有时偷吃我们份上的东西，但这一点也不让我吃惊，因为这里是狗吃狗，他们是大狗。  

    但是我心里却是另一种感觉，感到睁大眼睛醒着，非常警觉。就像是半夜里突然被惊醒，有只手在摸你的脸。然后你坐起来，心跳剧烈，可是谁也没有。在这种感情之下，又有一种感觉。一种被人撕开的感觉。根本不是被撕开的，而是桃子太熟了，裂开了。
  
    桃子里面有个桃核。  

    “很好吃，谢谢你，”他说。实际上那鸡蛋既有些硬，又有些海绵质，就像是有次他在医学院的一个同学开玩笑放在他口袋里的被切除的肿瘤。要有反常的技术才能把鸡蛋虐待成这副样子。  

    高级的法国妓女这时也大都表现出这种态度——对金钱交易做出的忸怩态，对已做的交易佯装不知，掩饰内心的贪婪。不过，妓女做得不如此笨拙。西蒙不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但如果他拒绝利用欧洲所提供的机会（那样的机会在新英格兰绝不会如此便当，如此多样化），便会是职业上的不尽职。要治愈人性，必须了解人性。可以这么说吧，要了解人性，不能从远距离观察，而是要身临其境。她认为探索人生最深处是干他这一行的职责。尽管他还探索得不够，至少已经开始了。当然，他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免染上疾病。  

    有人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的性格不高雅。要不，她就不会目睹那些让人堕落的场景，而不影响自己的健康。

她正在穿针；她用嘴把线头弄湿，这样穿起来更容易。可这个动作在他看来既是完全自然的，又是那样让人不可忍受地有隐私性。他感到好像在透过墙上的一条缝看她脱衣服；好像她正像猫那样用舌头舔洗自己。  

    我只能说我这辈子削了很多土豆，也吃了许多。新鲜的土豆放些黄油和盐，可能的话放些欧芹，好吃极了。就连放了一阵的大土豆烤着吃也很好吃；我可没什么更多的可谈。有些土豆像婴儿的脸，或者像动物，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像猫。但这个看上去只像个土豆，别的什么也不像。  

    我没给他直接的回答，因为如果大声说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会有厄运，好事就永远不会发生。反正不管怎么说，好事也不可能发生。只是要保证你想要的东西或想要东西这件事本身不让别人知道，要不你就可能会因此受罚。玛丽·惠特尼就是吃的这个亏。  

    我很少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财产，没有衣物，没有隐私可言，我要为自己保留些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做的梦究竟会对他有什么用？  

    然后他说，好吧，给猫剥皮的方法多种多样。  
    我感到他用词很怪，我就说，我不是只猫，先生。  
    他说，我记着呢，你也不是狗，他笑了。他说，问题是，格雷斯，你是什么呢？是鱼还是肉，还是好的红鲱鱼？  
    我说，你说什么，先生？我不喜欢别人叫我鱼。我想离开那房间，只是我不敢。  

    玛丽·惠特尼曾是我的一个朋友。她当时已去世了，先生，我想她不会介意我借用她的名字的。她有时还把他的衣服借给我穿。  
    她总是对我很好，我说。如果没有她，我的故事会完全不同的。  

    我记得小时候听过这样的顺口溜：  
    针头针脑，针头针脑，  
    男人娶亲，请进烦恼。  
    这里可没说女人的烦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还很小的时候，大约六七岁时，我把手放在母亲又圆又紧的肚皮上，问她里面是什么，是不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母亲苦笑着说，我猜想是吧。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张巨大的嘴，长在像是墓碑上那些天使似的头上，但长满了牙，从母亲肚子里开始吃。我哭起来，因为我想它会把母亲吃死的。  

    除非有篱笆挡着，公开与比你强的人对骂总是个错误。  

    尽管有钱，他们这些人既脆弱，又无知。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脚趾要冻掉了，也生不着火，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点火，很奇怪，他们倒会擤鼻涕，擦屁股。他们生来无用得就像神父身上的生殖器——请原谅我的语言，先生，但这是玛丽的原话。如果他们明天没钱了，被赶上街，他们就是卖淫也养不活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儿去。他们可能会把×××——我不能说这个词——插进耳朵；他们中很多人分不清自己的屁股和地上的一个洞。她又说了些关于那些有钱的女人的话，太粗了，先生，我不想重复，但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不管怎么样，我们比他们强，因为我们洗他们的脏床单，所以我们对他们很了解。可他们没洗我们的脏东西，所以根本不了解我们。他们很少有秘密能瞒过仆人。如果我哪天做了卧室女仆，我就要学会要像端一碗玫瑰一样端便桶，因为这些人最恨的是别人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也有身体，他们拉的屎和其他人的屎一样臭（如果不是更臭的话）。然后她就背一首诗：  
    亚当掘地，夏娃纺线，当年谁贵谁贱？  

    后来我又想，这是为了发出警告。因为你可能认为床是件平安的东西，对你来说它表示休息、舒适和睡一夜好觉。但并不是对人人都是这样；有很多危险的事可能在床上发生。我们是在床上生的，出生就是我们一生中的第一个危险；女人也是在床上生孩子的，这常常也是她们最后一个危险。并且，男人女人之间的行为（我就不直说了，先生，但你也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也是在床上发生的——有人管这叫爱，也有人叫它绝望，也可能就是人必须经历的侮辱。最后，床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我们在床上做梦，床也常常是我们死的地方。  

    如果有人发现你房间里有男人，不管他是怎么进来的，有罪的总是你。就像玛丽过去说过的，有些雇主认为你要为他二十四小时干活，而且主要的活儿是脸朝上干的。  

    他说，你看你到了这镇上还不到五分钟，就已经吸引了两个倾慕的男人。我说他们不是。他说，你是说他们不是男人，还是他们不倾慕你？我感到很糊涂，不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  

    我永远不会弄死蜘蛛的。玛丽·惠特尼说会带来厄运，不止她一个人说这话。如果我在屋里发现一只蜘蛛，我会用扫帚的头把它挑起来，拿到门外去抖掉。但我一定是无意中弄死了几只，因为我还是有了厄运。  

    我到了厕所，倒了污物桶，还做了些其他的事。  
    什么是“做了些其它的事”？格雷斯？乔丹医生问。  
    我看着他。真的，如果他不知道在厕所里干些什么，他这人就没希望了。  
    我所干的事是，我提起裙子，不顾下面嗡嗡叫的苍蝇，坐在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坐的便座上。（像玛丽·惠特尼说的，不分女士还是女士的仆人，她们的尿都是一个味儿，都不像丁香花味儿）在那儿用来擦屁股的是本老的《戈氏淑女用书》。我用前总是喜欢看上面的图画。大多数图画是最新的时装，但有些是英国来的公爵夫人和纽约等地高级社交场合的女士。如有可能千万不要把你的照片登在杂志或报纸上，因为一旦出了你的手，你就不知道你的脸会派什么用场了。  

    有些绅士就不愿意结婚，她说。他们对自己本人的情况非常满意，所以认为他们不结婚也会过得不错。  
    我猜是这么回事，我说。  
    如果钱不是问题，他们肯定能过得不错。如果他们需要什么，只需付钱就是了。这不会是个问题。  

    我能记得逮捕时我说的话，麦肯齐律师叫我说的话，以及我连他都没告诉的话。我还记得审判时我说的话，那也是不一样的。我也记得麦克德莫特说是我说的话，及其他人说我一定说过的话，因为总是有人要把他们自己的话说成是你的，并且会把这些话直接放在你的嘴里。这些人就像是在集市上玩口技的魔术师，而你就像他们的木娃娃。审判时就是这样。我站在被告席上，完全可以是个布做的娃娃，肚子里塞上东西，装个陶瓷脑袋。我被关在那个娃娃的框子里，自己的真实声音发不出来。  

    早上了，该起床了；今天我必须接着讲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故事一定要带上我，把我装在里面，沿着特定的轨道向前行驶，直到终点。像火车一样地抽泣。尽管我在车里直往四壁上撞，又是叫，又是哭，请求上帝让我出去，但是那火车听而不闻，锁得紧紧的。  

    当你在故事中间时，故事就不是故事了，而只是一团糊涂，一声黑暗中的吼叫，一阵双目失明，打碎的玻璃和劈裂的木片的残骸；像是旋风中的房子，或是被冰山撞碎、被大风卷到激流的船，船上的人都无能为力，无法把船停下。只是事过之后，当你说给自己或是别人听时，才像是个故事。  

    就像书里写的，我说的话使他的激情冷下来。或者，玛丽·惠特尼会说，他放下了硬硬的拨火棍。  

    这时有件我一直弄不清的事突然变得明白了。有个被子图案叫“湖上夫人”，我本来认为是因为司各脱的诗命名的，但我在图案中怎么也找不到夫人或湖。但现在我总算明白了，那船是用诗命名的，而那被子是用船命名的。那是一个玩具风车的图案，一定是代表明轮转动的情景。我想，只要你用心琢磨，事情都是有道理，有图案的。  

    快睡着时我想：如果没有我的痕迹存在，我就像是从未生存过似的，我没留下任何痕迹。那样的话，没人可以跟踪我。  
    这就几乎和清白无罪一个样。  

    在梦中什么都是允许的。  

    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说谎，但是正如玛丽·惠特尼所说，说些像天使说的无害的小谎才能得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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