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孩子图像 作者：陈映芳

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有战争，就可能有无辜的受害者。但是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延伸，通常会被战争的发动者以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经济的，甚至法律的种种理由加以正当化，而试图制止战争的人们的努力很可能就被另一些人的战争狂热所淹没。

尽管如此，反战的人们依然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和平理念，并昭示人类应有的道义底线。在这里，孩子的战争受难图往往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战争控诉状。有什么比无辜、无助的孩子的幼小生灵受到残害这样的事实更能揭露战争的非人道性呢?

惊恐的眼睛

图1图2图3

罗伯特·卡帕是当代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家。他的这张《空袭警报》（图1）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神，将战争带给人们的恐惧传达给了他的读者。画面里，虽然没有硝烟、没有血淋淋的死亡场面，但这张照片对战争的恐怖、战争对于孩子心灵的损害的演绎，是读者都能感受、理解的。

这张题为《爱琳·杜恩》（图2）的照片是英国摄影家塞西尔·皮顿(Cecil Beaton)在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拍摄的。照片上的这位小女孩在德军空袭中被流弹击中。据摄影家事后介绍说，当他看到这个惊恐地凝视着前方的小女孩时，便意识到自己拍到的将是一生中最好的照片。这个女孩一直就像受到冲击的当时那样，张大着眼，一动不动。作者说他没法忘记那一刻所感受到的心中的悲哀。摄影家通过镜头将他的悲哀传达给了世界，这张照片作为封面图片发表在1940年9月23日的《生活》杂志上。它在当时不仅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也影响了作者本人的人生道路，一向以拍摄时装、上流夫人们的生活而闻名的塞西尔·皮顿正是从拍摄这张照片开始转向了写实主义的摄影领域。

“中国娃娃”

图4图5图6

作为反映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人受害状况的历史图片，这张题为《中国娃娃》(Chinese Baby)（图3）的照片是世界战争史中的一幅象征性图像。1937年“八—三”事件之后，8月28日正午，日军轰炸上海火车南站，炸死了正在车站等车的市民2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一位浑身是血的小孩，坐在被轰炸过的铁轨上嚎陶大哭着。一位供职于美国赫斯特报系(Hearst Metrotone News)的中国摄影记者(英文名H．S．Wong)赶到现场，在已经成为废墟的站台下拍摄下了这个幼小的幸存者。事后，他的胶卷由美国海军从上海捎至马尼拉，然后空运送至纽约。两个星期后，这幅被冠名为“Chinese Baby”的照片出现在赫斯特报业系统的新闻短片和报纸上，并迅速传遍世界各地。据《生活》杂志的评价估计，大约有1．36亿人看到了这个“中国娃娃”。中国的战争受难幼童的照片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它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战争中的平民的处境，也使隔岸观火的美国民众了解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从而促使许多美国人开始同情并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如今，这张照片成了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罪证，它被展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旁边记着：“1937年8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南站，炸死候车的妇孺200余名，一个满身是血的幼儿在剧痛和惶恐中嚎陶大哭。”

关于这张照片，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这张照片在中日战争史甚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所具有的某种象征意义，战后，一直有人就这张照片的真伪在提出疑问，近年来仍有日本人考证说这张照片有着摆拍的痕迹。这里涉及了一个有关摄影真实性的话题，也涉及到了历史观的问题。让历史中的活的场景及其过程真实地再现已不可能，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张照片之反以在当时、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一直具有其独特的影响力，是因为这张照片是无数的战争受害者的战争记忆的一个真实写照。照片上的场景只是战火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而那个丧失亲人的、哭泣的幼童正是中国人在战火中受害体验的象征。无论拍摄者在记录这个场景的过程中是否动用过情景复原或摆拍等手段，这张照片所反映的基本事实——1937年8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南站，炸死了200多个平民，其中有大量的妇女、儿童，日本侵华战争让无数中国人失去了亲人，让千千万万的孩子成了孤儿——是不容置疑的，就如同我们不会因为《入浴的智子》是尤金·史密斯摆拍的作品而怀疑智子们受害的事实一样。

事实上，“战争难童”、“哭泣的孤儿”在其他国家的战争报道中同样也是引人注目的题材。看看照片上这位韩国难童（图4）与上海的那位难童是多么的相像，出现这么相像的图像或许可算是某种巧合，但它告诉人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真实性——这样的场景是任何战争都会给人类、给孩子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其实对于一些人来说，对《中国娃娃》的拍摄细节的深究与他们对报道摄影或纪实摄影的拍摄伦理、游戏规则等等问题的关心并不一定有关。关键在于，人们都知道，战争中的孩子图像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战争的正义或无道的判断。正因为如此，孩子图像在战争报道中往往具有着特殊的地位。事实上，对于这一点，当初的侵华日军同样十分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人的战争报道，以及今天许多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中国的孩子”同样是重要的题材内容。日本的图像制作、传播者们一直也在用孩子的图像说着他们要说的话，制造着他们想要日本人和全世界相信的“事实”。看看这两张照片（图5、6），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他们的有关“战争中的中国孩子”的图像中，日军成了中国孩子们的好朋友，甚至成了孩子们的拯救者、保护者。在这里，孩子图像成了塑造日军作为“仁义之师”的正面形象的工具，显然，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孩子图像来给自己的战争赋予意义。

越战中的孩子图像


图7图8图9

在涉及战争与孩子图像这个话题时，越南儿童无可回避地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受争议的战争之一，越南战争不仅成了冷战时代的重要象征，它也可以说是传媒介入战争、影响战争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本。而在这场战争，以及反战运动中，各种儿童受难图像的制作、传播，则为世界摄影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幅由日本摄影记者泽田教一拍摄的《逃向安全》 (1966，获当年度的普利策奖) （图7）记录下了因美军的袭击而从村子里逃出来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照片中的母子们在水中奋力挣扎，他们因为恐惧和疲惫而扭曲变形的脸，他们揪人心弦的生死命运，让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国的人们得以知道越南战争对于那里的人民意味着什么。

另一幅由尼克(Nick Ut)拍摄的《逃离美军燃烧弹袭击的孩子们》(Children fleeing an American napalm strilte，越南，1972)(图8)，曾被刊登在当时美国的各大报纸上。照片中，一群惊恐万状的孩子在靠近盏盘(Trang Bang，西贡北部50公里处)的高速公路上奔跑着，中间这位名叫潘氏金福(Kim Phuv Phsn Thi)的年仅9岁的女孩，她刚刚扯掉身上被燃烧弹(凝固汽油弹)烧着的衣服，边逃边哭喊着：“烫死了，烫死了。”这张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的照片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民众对越战的普遍的怀疑和否定，其影响之大甚至被有些人说成是美国结束侵越战争的重要契机。

无独有偶，这幅照片也曾受到一些人的否定和质疑，这其中包括美国陆军上将、越战中曾任美军司令的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后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将这张照片称为伪造品，并暗示说照片中的这个女孩是被“一次火钵事件”烧着了。

当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美军司令的想象。有意思的是，由于这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中的这位小女孩后来成了备受美国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关注的小名人。小金福后来被告知她的烧伤面积达到75％，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全身35％的皮肤留下了疤痕，还有一身的疾病。她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庭，并对生活充满感激。直到如今，在世界各地，她依然得到人们热情的问候。她的命运、生活，甚至她的孩子，都成了同“战争与孩子”密切相关的故事。在她现在的移居地加拿大，她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可以由这个事实来说明：在2001年的申奥(2008年奥运会)活动中，她被加拿大有关方面选为多伦多的形象代言人。人们看到，潘氏金福(图9)连同她1972年的那张著名的战争受难照片，一起出现在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那决定性的申奥陈述大会的大屏幕上。

孩子受难图的意义危机

图10图11图12
这是一幅出现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宣传画(图10，作者：李可染)。图像意义明 了、有力：侵略者正在屠杀我们的孩子!“保卫我们的孩子”，对于任何—个成年人来说，这是投入抗战的最简单、也是最义不容辞的理由。

在历来的反战运动中，孩子的受难图广受关注，除了那些战场报道会激发起民众的抗战、反战情绪外，一些反战运动团体也常常将孩子图像用作宣传的重要题材(图11，我们要和平)。在这里，孩子的受难图之所以被视为反战的绝好题材，是因为人们对这样一种符号的意义的某种共识：无论是什么样的战争，都不应该伤及无辜的孩子。

这样一种意义，在这幅反战广告中有最生动的阐释(图12)。我们可以将中间的广告语翻译成：“难道孩子们也?”“是的，孩子们也。”是的，孩子们也遭到了杀戮，美国人发动的战争在杀害越南的孩子——这就够了。不管战争是以什么样的理由，以谁为对手，只要它在杀害孩子，那么，它就有了非正义性——这正是这幅宣传画能以如此简单的对话来打动千千万万的读者的意义所在。这幅由真实的照片拼贴而成的宣传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冲击力而成了世界广告史中的——幅经典性作品。
图13

然而在今天，虽然许多人已经深谙孩子图像对于反战宣传的意义，孩子的战争受难图也越来越多地见诸于世界各国的媒体。可是在判别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在以孩子的名义来制止战争的实际成效上，孩子的战争受难图所具有的功能都正在惭惭式微。以巴以冲突为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多的关于孩子遭到残杀的照片(图13，吻别死去的哥哥)。但是，疯狂的成年人似乎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在持续的厮杀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毫无顾忌地枪杀巴 勒斯坦的儿童，也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让孩子们走上战场的图像。

当然，摄影记者们依然在拍摄、记录着，他们依然愿意相信孩子的战争受难图会有新闻价值，会引起世界的道义的责难。可是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冲突双方一面不时地利用孩子图像来谴责对方，一面已经开始对这样一些游戏感到不耐烦了。巴勒斯坦记者联盟甚至公开发表声明(2002年8月26日)，禁止新闻摄影记者拍摄携带武器或参加军事组织活动的巴勒斯坦儿童的照片，认为这有损于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同时该联盟也要求巴勒斯坦国内各派及其武装停止在他们的活动中使用儿童)。                       (陈映芳 学者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