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篇有没有贴过的，其实我真正想放上来的是里面《万象》提到的“张爱玲·李香兰合影时空考”。那期《万象》我倒是有，只是文章太长了打着费事，网上又搜不到原件。不喜欢“可以吃的张爱玲”这个题目。
可以吃的张爱玲
捕风
一向热闹的上海滩上眼下最大的动静就是：台湾建筑师登琨艳要在徐家汇路这样的闹市地段设计建造“张爱玲纪念图书馆”。似乎一贯是对“社会文化风向”远比对建筑本身更敏感的登琨艳也说了“在这座城市，如果我出手不能让焦距对准我的话，我是不会有机会的，所以我每做一件事情就必须让它成为一个事件”——抓住一个张爱玲，该出手时就出手—
—登琨艳当然很明白这就是张爱玲所能带给他的、最独有的“聚焦效应”。
的确，在时下的中国，如果你还想掺和一下所谓的“文化生活”，“张爱玲”就绝对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儿，且不说诸多的小资、中产无不在潜意识里以拿捏准了“张爱玲式”的通透作派为荣；就是在“知道分子”和学院派那里，关乎张爱玲的一切也都是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话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每个月我都照例买进一大摞各类的报章杂志，但本本翻看，本本都能跳出无数的张爱玲——就说最近的一次吧，《万象》还在大谈张爱玲和李香兰的旧梦故影；《书城》里小宝就已经超时空地乱点鸳鸯谱，楞把张爱玲和曹雪芹、克林顿成功速配；再随便翻翻，时尚杂志里刻意标榜的张爱玲调调儿、套用“X玫瑰和X玫瑰”“倾城之恋”一类而有的标题和一股股孤芳自赏的所谓“张迷气味”都是铺天盖地。——当“张爱玲”所涵括的一切已经愈渐被成功地拆解为流行文化、媚雅文化们“各取所需”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超级耐用消费品，不知怎地就只让人联想起一个书名：可以吃的女人——你还不得不惊觉于她竟是这样的“好吃”和“耐吃”。
异色张迷
最直接的“消化”张爱玲的途径当然就是读她的作品。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近二十年来“张爱玲文集”的正版、盗版合计起来在内地的印数已达上百万册，再加上港台地区和海外，异样庞大的数字让所有人震惊，而这个数字也都在逐年递增，按这个势头来说，张爱玲几乎也算得上是鲁迅、金庸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中国现代作家。
有了这样读者面超广的作品，又有个人经历、性格爱好上相当的传奇性，无怪乎张爱玲在生前和死后都成为诸多张迷疯狂追捧的对象，而张爱玲又一直都是自如地摆荡在张扬和低调的两极，特别是愈近晚年张爱玲还愈是保持了一种刻意的低调——所有张迷的好奇心也就此和一种类似“揭穿迷底、直触真相”的窥探欲充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晚年她深居简出于美国的那些日子里，就已经有好事者翻检她日日倾倒的垃圾而写出了堂而皇之的研究报告……。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几乎每年都有张爱玲作品的不同版本问世；有关张爱玲的媒体报道、作品评论、和张爱玲有关的各种花边轶事也从来都没停止过。而张爱玲在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圈也保留了持续的影响力。这些年来，她的作品一直是改编电影、电视剧的大热门，就连许鞍华、关锦鹏、侯孝贤这些大导演们也纷纷以“张迷”自诩，把自己的相关作品称作“向张爱玲致敬”；深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更是大把：内地有王安忆，台湾有朱天心、朱天文，香港更有形神兼似的李碧华、亦舒、钟晓阳、黄碧云……。
不过，各色人等对张爱玲的理解也绝对存在着决大差异，一个说法是“在香港张爱玲象征纯文学，在台湾她这个人也就变成了经典偶像，在大陆——她更像是都市消费文化的符号。”回到那些具体的例子：时尚中人就一味强调张爱玲最轻柔华丽的一面，乐于把她对颜色、服饰、公寓、街景、影戏这些女人气十足的话题的敏感不断发扬光大——这可算是缠绵悱恻的吃法。因为《长恨歌》而获茅盾文学奖，且在内地现世女作家中名列第一的王安忆，则是反复重申她与张爱玲的不同：“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拼命地在和张爱玲相互甄别的过程里标榜“酷我”这也是反客为主、大有“欲拒还迎”之妙的吃法。至于张爱玲已经有了不能动摇地位的台湾，朱天文就毫不掩饰她对张爱玲(甚至爱屋及乌到胡兰成)的崇拜之情，在自己的作品《荒人手记》获奖的台上只因为横幅上同时还写有张爱玲的名字，她就说自个儿已经是激动得“哽咽失语”——这当然是最具“张迷”特色的煽情吃法。
吃法不同各得其妙
说回登琨艳，在他的观点里张爱玲不仅是“甜腻戏弄”的海派文化的首要代表，更是海派文化之母，是她直接催生了那个年代的海派文化。正因为如此，“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造型被登琨艳设计成汉字的"孕"，孕字中形同一卷圆筒纸的部分才是图书馆的主体，张爱玲的手迹也会被醒目地喷绘在建筑外围。登琨艳还把“张爱玲纪念图书馆”构想为张学资料的集大成者，那儿将收藏张爱玲所有的手稿、出版物，还收集有关张爱玲所有的媒体报道、作品评论、个人影像，就连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以及深受张爱玲影响的“张派作家”们的相关出版物也一并收入……承袭着张爱玲的路数，登琨艳更放言要“创造一种新的海派文化”。登琨艳说：“我不想简单地表现张爱玲的生平经历或者她的奇闻逸事，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想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表达我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关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女性、城市、东方和西方……。”——听了这么番话，你才看明白了：原来，登琨艳也是扯张爱玲的大旗卖自家的狗肉——吃定了张爱玲这碗饭。
也许，还是李碧华得了张爱玲的真传，她用“拟张爱玲”的尖锐笔调在《绿腰》中写道：我觉得“张爱玲”是一口井——不但是井，且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古井无波，越淘越有。于她又有什么损失？(是以拍电视的恣意炒杂锦。拍电影的恭敬谨献。写小说的谁没看过她？看完了少不免忍不住模仿一下。搅新派舞台剧的又借题发挥，沾沾光彩。迟一点也许有人把文字给舞出来了。总之各人都在她身上淘，然而，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呢，互相窃笑没有人真正领略她的好处，尽是附庸风雅，只有自己是十大杰出读者，排名甚前。……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台湾的评论家王德威也说了“严格来讲，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的确，也正是在对张爱玲“吃法不同各得其妙”的随意诠释里，其最本原的创作精神、作品内涵却也被层层削弱、层层剥落，只沦为九十年代以来最风行无碍的流行文化符号。
但即使是这一点，张爱玲也是心底透亮的吧，早在《烬余录》里她就说了：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真正的了解从来都是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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