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邹波
当一切都安静下来，诗开始被听见，当“老人以童声唱起哥萨克民谣，我们打开了所有的军旗”……在漫长的行军，泅渡，黄昏缓慢的安营，杀戮后的宁静，杀戮前的犹豫之中，在一切间歇中……诗意像马背上的僭主，放手，再捉住缰绳，再放手……如此反复统领着万物。
在苏联犹太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１９２６年发表的小说集《骑兵军》里，全部现存的主题都在诗的侵蚀下趋于衰退——连“共产国际”、“列宁”这样的时代元素也没有被当成明确的符号，或者意识形态的专有名词……各种符号的意义都被弱化，仿佛“性”在色情小说里不再至关重要、“时间”在科幻小说中沦为普通的道具。
与其说混迹于红色骑兵军中的犹太记者巴别尔完全没有政治立场，毋宁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对事实完全拒绝判断——好消息和坏消息到达他那里的时候都没有回音，石沉大海。
至少在《骑兵军》里，他从不发表评论，即使看上去是评论，你也不应该相信那是评论——那也许只是小说人物的语言。有时他天真到了不人道的地步，他的灾难报道将不落脚到悲伤和同情——他方向莫测，是世界上最彻底的相对主义者，甚至没有正义感，读着这样的报纸，读者将不知所措，莱昂内尔·特里林写道：“谁也不知道这位作家会对他所记录的残酷作何反应，他是否认为那是好还是坏，正义还是非正义。”
但看过他眼睛、读过他文字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相信这是个洞察一切的人——巴别尔也许当真看透了这个世界的奥秘，可他却对此秘而不宣——１９３４年，巴别尔在苏联作家协会发表的演说中谈道：“我是制造‘宁静’的大师。世界在我面前似乎哑口无言——不仅读者读完我的小说不知所措，连新闻检查部门、意识形态当局都在我面前沉默，他们无法评判，所以只能找一个替代性的评判：色情。”——艺术也许就是让人不说话。
事实上，连巴别尔自己也无法完成这个自我解释的过程：“是什么在支撑我的作品？什么样的水泥？它们应该在第一次撞击时就粉身碎骨……谁会相信，小说可以仅靠一种风格存在吗？”——这种苦恼是他毕生自我否定最重要的根源，使他终日像个没有着落的灵魂，苦苦寻找着“伟大的主题”——一面寄身其中的镜子——可当他找到了“哥萨克红军”这貌似雄伟的主题，那过剩的事实和直接体验仍然无法抑制想象的分泌，于是，一个“好端端的现实题材”，被他弄得事实与幻象纠缠不清。
关于他自己……那１９２０年的日记越写越模糊，那戴眼镜的读书人贯穿着整本书……但整个人都只是一种幻影，政治上、肉体上，环绕在他周围的神秘比批评家特里林想象的还要浓厚：多年来，他的女儿奈特里·巴别尔为了保存他的文学价值倾尽全力，她承认：“我从小就渴望有一天，在某个地方，一扇门会打开，我爸爸走进来。我们立刻认出对方，不等他定神，我就会说：您终于来了。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搞不懂您，虽然您在身后将无限的爱留给我们，您留给我们的‘事实’却不多。真好，请坐下，告诉我您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至少在诗的层面上，巴别尔终究能够被冠以“清晰”、甚至“科学”的评价。诗的求知方法不似一步步演绎、编织出来的同义反复的散文，如培根所说，演绎无法产生真正的新命题，而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是加速的思想”——诗发现、创造——巴别尔充满跳跃的笔触和厄内斯特·海明威一样简洁，前者却试图进行更困难的努力——我一直坚信海明威笔下那些看似无关的句子肯定隐藏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肯定有一首诗能连接它们，但也许是惧怕纠缠在复杂的文本里，海明威从来只限于平涂一般的素描，而巴别尔则像潜水员一样，为这种扁平的自然主义当场做出透明的阐释——巴别尔用同样简洁的语言——甚至字数——恢复了这首诗的全貌。他的语言打开了海明威的语言。他解释了海明威。
为了同高尔基保持友谊，也为了不断处于高尔基的庇护下，巴别尔一直勉力进入俄罗斯的社会现实，费劲地跻身主流作家的行列，并结交政治权贵，他也曾一度走红，被捕的时候仍是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副主编，有一幢别墅、一个司机和一个女仆。高尔基一直保护着他，直到１９３６年去世，之后，巴别尔的作品几乎立刻遭到全国范围的封杀，１９３９年，他突然被捕，１９４０年在莫斯科以间谍罪被枪决。
即使是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加身的死刑也没有激发他建立“最终的立场”，没有激发他对现实进行报告文学式的直接评论——巴别尔的价值观中似乎没有压倒性的力量，连屠杀都显得很平常——在《盐》里，结束那妇人性命的一枪看起来只不过像个点错了位置的句号，不能真正终结任何命运，我仿佛看到那个被打死的女人再次“像铁打的一样，坐了一会儿，拍了拍裙子，又去走她那条卑劣的路”。
这粒枪子与女人命运之间构成了一种走马灯一般的奇妙循环，这个陶罐反复旋转，表面的图案无休无止，最终并不通向任何主题，包括苦难，而是二方连续式的纹样，构成民谣一样的装饰感……有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事件、甚至没有人——有时仅仅是凝视，也能带来叙述的运动，在《科齐纳墓葬地》那完全静态的世界里，世界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你又不得不相信，那的确是在旅行——花岗岩的裂缝在像胡子一样生长。
１８９４年，巴别尔出生于普希金流放过的温暖的南方，从小受到严格的欧洲语言教育——当时的黑海海港城市奥德萨聚集着几乎来自全俄的被驱逐的犹太人，与阴郁的莫斯科相比，这里阳光普照，政策宽容，“在沃伦的榛莽中有亚述的存在，东方在其中神秘地阴燃。”——１９１６年，巴别尔自励式地预言：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属于开朗的黑海文明奥德萨——而不是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巴别尔仿佛暗示：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并没有造就新的语言或新的艺术样式——甚至新的情感。
因此，革命口号式的套话被充满怀疑地限用，必要的时候加上了引号，只有俚语得到了保存，词语重新成为图腾一般的象形文字，意义重新变得无限，此起彼伏的离奇比喻不断提醒你：不是马铃，而是语言本身在发出声响——“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泅渡兹勃鲁契河》）——这咄咄逼人的比喻拉开了这本书的语言真正的序幕，“昨晚我又坐在艾丽扎太太的下房里边消磨时光，头顶是一只暖烘烘的用云杉的绿枝编成的花环，身旁是一只火势很旺、劈啪作响的炉子，直到夜深人静我才回住处去。陡崖下，兹勃鲁契河静静地流淌着暗沉沉的如玻璃般的河水……”（《意大利的太阳》）——他的比喻如此隐蔽，以致我不清楚那是否说的是太阳，还是一只真正的花环。读者被他的比喻惊醒，并从此警惕起来——只有一个成功作家才能在成名之后享有这样的奢侈：读他的句子而不是故事梗概！
与那些生前完全默默无闻的作家相比，巴别尔确曾享受过一时的幸运，正如他的朋友康·格·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世界总在对这位“只有风格”的作家的评价方面犹疑不定……而对弗兰茨·卡夫卡的最终确认，要比对巴别尔的“重新发现”早上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时代，当孤独的卡夫卡已经以文学类型出现、已经集体化之后，沉默的巴别尔仍然以“个人”的方式被重读——“巴别尔的沉默”，作为一种“新艺术”，其确立的标志不是新的写作技术，而是他那无法归类却终于得到承认的个性——他仅有的“风格”终于被区别——正如俄罗斯电影大师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所说：“一种艺术的发展只不过是它逐渐远离其他艺术形式的过程。” （作者系本报设计总监，ｅｍａｉｌ?ｊｏｅｆｏｘｚｏｕ＠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骑兵军》（插图本）[俄]伊萨克·巴别尔，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no.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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