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底层

全文出自一位“业余杂文家”的个人主页，南方周末拥戴者可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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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b>如果我不遵守右行规则，那么请原谅我的愤怒</b>

       曾经在闲聊时，谈及杜甫和白居易关怀民生方面的高下问题，我说人是容易忘本的，当年白居易在说“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莫将人衣作地衣”时，白老估计是暖暖和和的，他并不在呼饥啼寒的群落中；而杜甫在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杜甫自己是有切肤之痛的，因此白居易更不容易。   

    作出这样的判断，大约因为自己就是常常忘本的人，忙碌的生活几乎淹没了我们清理灵魂的时间，偶然发现自己有多么无耻的时间，不过如哈雷彗星一样，少而又少，自从被迫搬到城郊之后，猛然间与妓女、盲流和超生游击队为伍，才时时有机会照见自己的丑陋。

      在我偶尔早起的清晨，我可以在一个破落的十字路口遇到一群在寒风中发抖的民工，他们守在破烂的拼装汽车旁，等着有没有运货或者搬家的活干，在黄昏归来时，我也可以在另一个三岔路口看到大约20多个民工，蹲在用脸盆装着的白菜肥肉旁，捧着各式各样的大得出奇的饭碗在吃饭。来来往往，他们始终只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绝少谈话，后来我渐渐知道了他们是搬家工人，大概每个月有120-150的固定收入，每搬一户人家另外加六块钱，这点钱，只能让他们租住最便宜的窝棚，吃最便宜的饭菜，才能从牙缝中省点钱寄回更贫困的老家。

      在我的住处周围，也大约有50多个外地盲流的孩子，仅仅从外表就非常容易区分北京的孩子和盲流的孩子。其中一个和我的儿子差不多大的女孩整个夏天都光着脚，而在冬天则常常趴在她母亲卖菜的三轮车上睡得很香甜。我的儿子每月的洋奶粉，果汁和尿片，大概正好将我的工资消耗完。小区里面，城市的孩子；小区的外面，盲流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衣着和口音，他们彼此不相互玩耍。我每每在阳光下，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小时候所学的课文已离我很遥远了，但此时，少年时的鲁迅看到润土用叉在田里逮刺猬，和年老时的润土很拘谨地喊鲁迅老爷的场景，总是交替出现在我眼前，我身在何处？

      不用出这个首善之地，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小商贩们仓皇而逃，蔬菜水果滚落满地，跑得慢的连着三轮车都给扔到了尾随而来的大盖帽的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辆辆依维科汽车旁边站着目光炯炯的大盖帽，将那些面有土色菜色的人塞进车中，其中不少将被强制遣返。更何况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

       有时在灯下码字时，涌起愧咎的感觉，数小时的码字，真的可以和数十民工一个月的血汗相交换吗？我那个不更事的儿子，每天竟然要尿掉两个民工的收入？这一切很快会在我的记忆中褪色，因为马上举家就要到另一个精英聚集的高尚社区了。

  

       难以摆脱的无力感啊！我能相信什么？至今我仍然深深相信市场经济是可以救世的，没有哪个救星，可以充当各种苦难的救世主，但我更困惑，在期待市场经济带来的奇迹之前，有多少被我们称为盲流、妓女的一代人在更无力地等待死亡和沉沦？捷克人哈维尔的话悄然浮现“在我整个成年生涯中，我都被官方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一个想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典型”。而现在——我上了年纪以后——我又被怀疑具有某些左派倾向，如果还算不上十足的社会主义者的话。”?如果种种不幸充斥在眼前，恐怕时间将使得我越来越失去耐心。记得《聊斋志异》上曾经说，地狱有对联说，有心行善，虽善不奖，而我们其实已经被淹没了，偶尔的对内心的清理不能拯救我们，不能赎清我们的灵魂。

      如哈维尔所说，右派教条主义，带着其愠怒的偏狭和对于总体方案的狂热信仰，和那些左派的偏见、幻觉及乌托邦，一样令我烦扰。今天，我们经常不幸地发现，对于具体问题的切实分析和对于它们深思熟虑、不带偏见的思考，已经被另外一种东西驱逐出公众争论的领域，即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疯子”的那种东西。对市场经济的崇拜，可能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危险，因为它们出自同样的头脑：即相信来自理论的东西肯定比来自生活的东西更聪明时髦，而每一件违反理论教条、不可能令其适应这些教条或超出教条之外的东西，都只配被拒之门外。实际上，比某种一般性规则更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是我们与复杂的生活打交道得来的那种引导，是来自常识、无偏见的判断、从教条中的解放、有分寸和适度感的那些东西，还有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来自我们作为个体人类生命的理解和由这种理解所产生的道德和社会的敏感。?

       所以请不要试图用左中右这样的面具来看待我，我不属于流行的右行规则，只是在种种苦难面前显得无耻和冷漠。如果丑恶少些美好多些；如果阴暗少些阳光多些，那么我也许会渐渐地回到象牙塔中；如果事与愿违，那么越来越多的不幸将使我们的内心难有安息之地。在左和右之间我们不能发现通往天堂的第三条道路，如果我不遵守右行的规则，请原谅那是因为我的愤怒，注定要有一种冲突，要么社会去倾听愤怒，要么愤怒将呼啸而出，要么，给我们一张天堂的车票，要么，请不要告诉我这是天堂另一天的开始。

阿金/如何关注底层？-----答钟伟君兼与众人探讨

       钟伟先生说：“对市场经济的崇拜，可能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危险，因为它们出自同样的头脑：即相信来自理论的东西肯定比来自生活的东西更聪明时髦，而每一件违反理论教条、不可能令其适应这些教条或超出教条之外的东西，都只配被拒之门外。”  

      我赞同钟先生心底拥有的一份仁慈，一份关注民生的珍贵情感。对于底层人，我所见所接触的并不比钟先生少。我周围一些亲戚朋友们，很多就生活这样的环境中，特别在我的故土，在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二十多年来我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他们的无奈而悲凉的生活。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憎恨自己的境况，他们所憎恨的是对腐败的规则，无秩的环境。他们希冀的是如何有一个合理的秩序和公平的环境。他们贫困，他们想着有那么一天能通过自己双手拥有财富，拥有明天。他们骂为什么自己的谋生之路被政府蛮横地叉断，他们在街头摆卖水果，却三天两头被些纠察队的人来没收去，这写没收的水果都属于那些人的业余所得。我也有认识的人，曾在这些纠察队里干过，他说了，他们队里什么时候想吃那样水果，去市场那里转一圈就行了。我亲眼看过摆摊的风烛残年的老婆婆，趴在地上哭泣。那足以使人血脉贲张的； 他们上街去载客，当政府觉得自己有利可图时，又野蛮地管制，所有的人都要他们批准，并且收取昂贵的准载证管理费，每一辆三轮车都要去他们那里买，价格当然是比正常的贵上不知多少倍了；他们去工厂干些辛苦活，也要给负责人介绍费；他们去其他地区打工，却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时候被遣送回来，还要罚莫名其妙的款，更可能被殴打侮辱；他们靠自己双手挤在城市的边缘，城市却并不承认他们，子女上学要收取昂贵的费用，生活也常受到限制。

       相信市场的人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亲眼看见了我们所谓英明的政府能带给他们什么。他们恰好是经历了无数痛楚后才渐渐明白市场才能带给他们机会，带给他们可供谋生的路。我也知道白乐天说“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莫将人衣作地衣”里包含着的民众的辛酸。但我相信，这句话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就好象“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说的一样。在一个市场社会，遍身罗绮者，为什么就一定是养蚕人呢？

       他可以通过自己其他的劳动获得，来换取保暖之罗绮，裹腹之粮食。这就是分工的伟大之处。当然，他有足够的金钱，他也完全可以人衣作地衣。

       白乐天的诗所讽刺的在今天真正的意义，并不是说对人衣作地衣的讥讽，而是人衣做地衣里面所包含着的规则上的不平等，是卖炭翁所哭的“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关注底层，是一个时髦而无奈的词语。它在今天时刻被媒体提着，却争论不休，“找不着北”。如何关注底层，我想主要并不是“授人予鱼”亦或者“授人予渔”的问题，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渔”的权利。

       我理解思考的知识分子们对底层的关注，对现实的不满。我理解在苦难之前的慈悲心。数千年来，中国这种慈悲其实并不少，骨肉流离，战火纷纷，生灵涂炭，权力腐败。他们在思考如何有个现实中的理想国，思考着如何能使人民免受苦难。但历史是如何的呢？一个又一个叫着“平等友爱”的政权起来，但他们给人民的并不是希望，而是更多的噩梦。黄巢起义、开门迎闯王、太平天国，，，当真正拥有权力时候，却带来更多的混乱和苦难。

      关注底层，不要试图给他们结果的“EGALITY”，而是给他们规则上的“FAIR”吧。他们并不需要“均贫富”的幻想了，因为历史教育了他们很多。  

       而市场者应相信，要带给他们规则上的“FAIR”，只有市场才能做到这点。我们现实中的苦难，并不是因为对市场的遵循，而恰恰正是对市场的违背啊。

毕竟他吗的东西方传统不一样啊  市场经济下 国人的思维模式似乎再次回归“封建传统”

我留意的最多的是那些城建工人，很多饱受磨难50岁左右看上去几近70岁的农民跑到城建队打工，做体力活，和路人形成鲜明对比。路人包括我们的这些人看似无辜。。。哼哼。。

看完很感慨
想起我最尊敬的一位朋友，他非常关注底层人的生活以及各种不公现象
并坚持收集了很多资料，每次去他那里他都会拿最近的剪报给我看，
许多不公及违反人性的事例都是相似的，太多了，我平时几乎都麻木了，所以每次我都说不出话来。

我很尊敬的另外一个人：茅于轼

（摘自网上）：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示范小本生财
4月9日，两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出席了北京一家名为“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开学典礼。他们因分别作为学校的第一和第三大股东再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时该校被看做他们所倡导的“小额贷款”理论的试验田。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典礼上就上述问题接受了采访。

1.发起互助基金会

社会对茅老与汤敏在市场上开辟经济学试验田的关注，最早始于1993年，他们在山西临县设立“互助基金会”。 聊到十年前设立的“互助基金会”，茅老眼光一亮，谈兴顿起。他说，1993年，他与夫人赵女士在资助山西临县希望工程的时候发现，当地农民在上学、治病、发展生产方面面临相当大的资金缺口，农民生活相当困难。

在茅老看来，中国最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致富最缺乏的资源是钱。茅老决定在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水龙头村向农民提供小额资金贷款，这个想法与他的老朋友、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不谋而合。

1993年，第一笔注入基金会的资金是500元，之后是汤敏的200元，其他的来自茅老的亲戚、朋友（多则1000元少则500元）。截至目前，资金总额接近20万元。基金由水龙头村派专人管理，向该村村民提供贷款，用于上学、就医、买种子化肥和生产资料等。这些贷款向贷款人收取12％的年利率，用于上学、就医的贷款是无息的。这十年来，这些小额贷款的还贷率达到98％。出资人也从中获得了较稳定的收益。

2.验证信用有价值

茅老向记者介绍，“互助基金”的筹集范围并不大，出资人都是他的朋友和亲戚。这些资金由茅老负责筹集，给出资人6％的年利息，然后以12％的年利贷给急需资金的农民。

“我的小额贷款不是高利贷。”茅老一再向记者强调。“我国扶贫基金的年利息是24％，我的才12％，我每年都向当地税务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而且自从有了我们的贷款，村里的高利贷便消失了。”

对此，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陈宝文镇长也坚定地为茅老辩护：“茅老到我们镇是去扶贫的，而不是去赚钱的。我们都很信任他。他在我们那儿威信相当高。像‘互助基金会’的做法，投资人得益、我们农民得益，大伙都有好处。”

茅老说，他与汤敏在山西的“试验”至少证明了自己多年的经济学观点：一是农民是有信用的；二是信用是有价值的；三是小额贷款的投资是有回报的。对这三点，他深信不疑，并在此基础上投入得更加积极。此次参与“富平”学校的投资，就是茅老本人对信用价值和小额贷款的信心所致。

3.信用也靠制度保障

谈到茅老这些年来的经济学试验，我们不能忘了与他默契搭档的汤敏。近十年来，茅于轼与汤敏曾多次合作著书立项，配合相当默契。作为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具有国际背景，在融资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在信用价值观及“小额贷款”理论上形成的强烈共识，使他们在经济学试验中又走到了一起。

谈到“富平”学校，汤敏介绍，此次共有7位投资人参与了“富平”的创办，除去茅老、自己外，还有北京乐雅家政服务公司经理郭金凤等5人。而乐雅家政服务公司的介入，不仅可以解决“富平”学员的输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小额贷款的还款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此类的制度创新也许是他们在“富平”试验上最为得意的地方。汤敏认为，让信用体现出价值，也必须依靠一定的措施来保障。

根据富平学校的章程规定，贫困者入学时可不交学费，等到培训结束上岗后的三到五个月内，以工资分期付款的形式偿还。汤敏说，为保证还款，富平的学员毕业之后成为北京乐雅家政公司公司职工，贷款可直接从工资中扣除，以避免学员流入社会，减少还贷的风险。此外，在贷款时还需要交付50元的风险金。对此，汤敏的解释是，扶贫必须与商业化结合，才能持续发展。

4.再实验瞄准办学

茅老与汤敏这两位经济学家一再“下海”，与大多数经济学家风格截然不同。对此记者一直追问茅老，一个经济学家究竟应该干什么，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此，茅老告诉记者，经济学家应该为政府去出谋划策。他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对社会有利。“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去做，只要对社会有利。”汤敏补充说：“富平学校的创办虽然看起来是件小事，但背后涉及到扶贫问题、教育问题、融资问题，对一个经济学家而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 茅老对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发展非常有信心。他说：“服务行业在中国比较落后，发展潜力很大，但现在很多职业学校不针对市场，教学刻板，教育的内容和实际脱节。而我们所要创立的学校强调实际操作，成本又低，而且注重对外来人口心理的调整。现在只怕应付不了太多的学员，因为有几千万、上亿的孩子要进城。”

据了解，此次“富平”的总投资是30万元，其中茅老占25％的股份。他说，富平只是一个试验，今年的任务就是把这30万元钱运转起来，争取到年底持平。

对此，汤敏也表示认同：“像富平这样的培训学校投资成本不高，但很有发展前景，几年后就可以赢利。我们要把富平学校办成名牌的职业培训学校，以后还可以发展成连锁学校，吸引更多人进行投资，既做了好事又赚了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可以推广的产业模式。”

5.淡泊名利金钱

据记者观察，茅老本人对于金钱的确没有太多的追求，据他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茅老在金钱上并没有多少收获。

据了解，他在许多学校开设讲座时不收费，还说：“学生本来就没钱，我怎么还能要他们呢。”对此，有朋友笑他：“您教育别人按经济学规律办事，您本人却经常违背，只是以道义行事。”对此，茅老笑而不答。 典礼结束后，从通州张家湾回城，我与茅老夫妇一起坐上往西去的地铁列车。我不解地问道：“您这么著名的经济学家难道没有专车吗？”茅老的夫人赵女士指着自己的双腿回答记者，“我们有11路车。”

“他平时经常骑自行车上班。”赵女士补充道。列车飞快地行驶，73岁高龄的茅老一脸的严肃，一动不动地坐着，陷入了深思。记者由衷地对这位勇于吃螃蟹的经济学勇士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