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爵士上海：别再老年，别再和平饭店

Diana Krall直到翻唱三首老歌（Nat King Cole，Joni Mitchell和Tom Waits）的时候，似乎才渐入佳境，Nat King Cole才终于激起全场最激烈的掌声乃至喊声，而Joni Mitchell和Tom Waits，他们就没有多少反应了。与其说中国乐迷偏爱老爵士，还不如说他们的品味太古老，而Nat King Cole其实是通过王家卫《花样年华》才普及开来的，正如《重庆森林》一曲《California Dreaming》曾让小资们满大街寻找“妈妈和爸爸”。去年10月Herbie Hancock来上海，有记者问他是否认为Nat King Cole和Louis Amstrong是最伟大的爵士音乐家。Herbie Hancock的回答可想而知，他说在Nat King Cole和Louis Amstrong之后也有很多伟大的爵士音乐家。

只能说中国人对爵士的认识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甚至是停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所谓爵士年代。去年第一届上海爵士周，我在一家杂志上写了万余字的长文，里边念念不忘Miles Davis，然而杂志给配的照片却是我文中压根儿没有提到过的Louis Amstrong。Louis Amstrong和Nat King Cole之所以在中国名声最响，除了他们足够古老，另一大原因是他们都是张嘴唱歌的（虽然Louis的小号也了得）。中国人喜欢把音乐会说成是“演唱会”，把乐队说成是“合唱团”，与其说是热爱声乐胜过器乐，还不如说我们是天生的K歌之王。

记者还问Herbie Hancock知不知道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Hancock竟然知道。他说他在来中国之前特别查阅了中国爵士乐的资料。我估计他是在旅游书上得知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的，因为关于“中国爵士”几乎不可能有什么资料。关于“中国爵士”，世人知道的似乎就只有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或者说“外滩旅游爵士”。

中国摇滚现在是“中年摇滚”，新一代摇滚还没能全面杀入主流，而中国爵士更惨，堪称“老年爵士”，即使是刘元这样的爵士代表人物也没有出过唱片。从“中年摇滚”到“老年爵士”，反映的甚至是整个国家听觉系统的迟钝。

爵士音乐文化在中国的积累甚至远远不能和摇滚相比，而爵士更需要强大的底蕴。之所以有“上海国际爵士周”而不是“上海国际摇滚周”，除了爵士不像摇滚那么洪水猛兽，还因为爵士早已经成为某种中产品位格调的象征，它暗合了这个国家———尤以上海为标准和代表———对现代化、全球化的追求，同时，上海国际爵士周也是对上世纪30年代“摩登上海”流行文化的某种怀旧、寻根和发扬光大。30年代的上海流行音乐是与欧美同步的，有着浓郁的swing（摇摆爵士）和bigband风情，像此次来上海的瑞典Peoria Jazzband玩的迪克西兰爵士乐，30年代的上海滩也玩。然而这样的爵士音乐传统后来一中断就是大半个世纪，而爵士乐正是从1950年之后历经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时代，一部厚重的爵士史，中国人还躺在“老年爵士”故纸堆不动。

爵士音乐节在中国与其说是音乐文化积累渐进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带动的文化诉求，不是中国爵士乐迷造就了爵士音乐节，而是爵士音乐节造就了中国爵士乐迷。乐迷，仍然是滞后的。这与F1的情况有相似之处。爵士音乐节是一种音乐传播的大跃进，它有赖于政府和赞助商的推动。

爵士音乐节在中国绝非上海独家发明。北京在90年代中后期一连举办了六届国际爵士音乐节，却在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望主流化之际功亏一篑地停办。停办的最大原因还是德国大众基金的撤出。因为乐迷的严重滞后，爵士音乐节当时几乎谈不上票房收入，可以说只能靠赞助商砸钱来培养一代中国爵士乐迷。从乐人阵容看，当年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水准相当高，也给了中国乐人极大的刺激。崔健至今还声称看爵士现场主要还是在那几年，而王勇以古筝与荷兰自由爵士鼓手、大师Han Bennik等人有过精彩的合作（去年在李劲松、Noise Asia厂牌出版了现场双唱片），爱以提琴搞怪的左小祖咒则受到了澳大利亚小提琴实验圣手John Rose的影响。可以说当年的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尤其是后来的几届，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乐迷，也不是面向普通中产——那时“中产”这词还不大用、“小资”这词还没发明呢——也就是说它缺乏一定的市场基础，肥了少数乐人和资深乐迷的耳朵，却可能掏空了赞助商的腰包。

去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爵士周起点之高也令人吃惊而兴奋：有Terje Rypdal、Ketil Bjornstard这样的大师，也有Eric Truffaz、Nils Petter Movaer这样的新贵，从ECM厂牌到Jazzland厂牌，从电子爵士到人声实验……上海居然和国际爵士发展的新潮同步。挪威女歌手Sidsel Andressen是我最刻骨铭心的女声之一，但在百乐门，第一排只空荡荡地坐着我和孙孟晋、杨波三个人，从老年爵士一下跳到先锋实验，实在难为了其实还徒有虚名的“爵士上海”。因此尽管第二届爵士周真正吸引我令我非来不可的恐怕只有山下洋辅，但我能理解主办方的中庸——对大众口味必要的妥协和扩大市场的努力。Diana Krall在台上恭维上海，把上海爵士节和瑞士蒙特勒等著名爵士节相提并论，但上海爵士节只不过是爵士巨人肩上刚刚1岁的小屁孩，它能做的只是学习，学习，普及，普及……而无法奢谈个性。像Tony Kofi、Eric Roche这样的乐手，平常是经常在伦敦Ronnie Scott’s等爵士俱乐部、酒吧演出的，爵士早已经成为日常生活，那么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伦敦爵士音乐节才能成为超一流的、充满个性和活力的顶尖盛会，好比得先通过层层预选赛，才能有决赛圈的强强对话。

而中国爵士，只不过刚刚领了预选赛的报名单而已，甚至资格证还没有拿到。去年爵士周，法国新爵士灵魂人物Eric Truffaz和他的三位合作乐手在演出结束后专门跑去汾阳路Jazzy Club，又即兴玩到深夜。这样的爵士酒吧在中国还少得可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日常的爵士根据地、日常的爵士演出是必不可少的，爵士音乐节不可能凭空而来，正如创造摇滚史的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有CBGB俱乐部，创造爵士史的有蒙特勒音乐节，也有Ronnie Scott’s、Birdland等等传奇爵士俱乐部。

新天地和中山公园搭起的只是一个流动的节日，帐篷始终要拆掉，爵士还没有牢牢地扎根，要从“爵士周”到“爵士年”，还任重道远，千万别再一提爵士，就跟我说老年，跟我说和平饭店。

是我们在刻意淡化jazz的精神吗?为什么一提jazz,  好多人都忘了它的前瞻性,它的不断的创新意识,伟大的即兴精神!JAZZ成了怀旧的代名词,另一种纸醉金迷,swing也没什么不好,可别一提JAZZ, 就只知道swing,就想摇摆.要知道swing只是jazz发展初期的一个阶段而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早已式微！从那时起欧美乐手们就已荜路蓝缕，在自由，前卫，融合，先锋的路上越走越远！为什么我们好像忘了这些，却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jazz曲风如此恋恋不已，甚至不断回顾，一叶障目！要说音乐受时代的影响最大，那不要告诉我上海只是个纸醉金迷的场所．要知道它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可它的创新精神，国际化就只停留在这些肤浅的表面吗？
唉，louis Armstrong没什么不好,他的小号气力充沛，在King Oliver乐团时就因他的小号气力太大，被要求站在最后一排，想起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期他与ella的合作可谓珠联壁合！成就决不在他的小号演奏之下！Nat King Cole也一样，如果不那么商业，不那么成功，岂不更符合一些人士的口味！
其实有很多事情在中国的结局都与众不同，出人意料．

但我印象中喜欢Diana Krall， Lurau Figgy,Yuko Ono的比喜欢SWING，RAGGETIME要多得多，在中国JAZZ更像是一些比欧美流行稍微高级一点的歌曲

相比起来Miles Davis，Bill Evans,John Coltrance还不都是“老人”，他们一样不普及

这似乎与年代无关，当代的JAZZ更不具备即兴的意义

之今为止还是不会喜欢那些没死的爵士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