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不惑之年的自供

数一数：看你身上
有几块胎记几颗痣


一、 生日

听人说：我是在1966年5月19日早晨八点多钟被一位妇女（自然是我的母亲）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某医院中的，顺产。算起来，那是文革爆发后的第三天。成都便成为传说中的出生地。我生为男婴的性别在当时便得到了证实，出生时六斤八两重，没有日后将在某个阶段长成一个胖子的任何先兆。
我生日末尾的9是我日后的经历中一个常遇的吉数，它暗示我：久！
因为我的生年，我成为属马的人，比较典型的一匹马；因为我的生日，我成为金牛座的人，比较典型的一头金牛；因为我的父母，我成为B型血的人，比较典型的B型；因为父母的安排，我成为家中的“老大”（另有一个小我四岁的妹妹），也是典型的“老大”性格。

二、 姓名

我之所以会生在成都，是因为祖父祖母当时住在成都。出生后，祖父为我取大名为“吴一砂”，取乳名为“砂砂”，他的意思是：雷锋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的孙子该做一粒普通平凡的砂子。祖父在我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到我八岁上学时，父亲为我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学名：“吴文健”，意思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健康成长。并将此学名充作日后的大名。初进大学时，我已经开始写东西了，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伊沙”——取“一砂”的谐音字，反映出我在心理上还是认同祖父对我的命名，也算是对已故祖父的一种纪念吧。初创酷评写作时，由于萦绕心头的纯文学意识在作怪，我还短暂使用过另一个笔名：“壮壮”。网络兴起之后，我有了一个自然形成的固定的网名：“长安伊沙”。
我将对上述名字负责。
噢，对了，我还有个“胖子”的外号，是上大学时同舍同学但燕君首先叫出来的，慢慢被叫开了——其实那时我一点都不胖，只是周围这帮家伙都像饥民一般瘦，肚子里头有邪火，非要那么叫，果然给我叫胖了。但是现在，这个被叫了多年的外号，已经大有叫不下去的趋势，就像昨天，一个一年不见的个子比我矮体重比我重的老友忽然叫了我一声：“胖子……”——话一出口，他羞愧地忘记了后面该说什么啦！真是对不住啦！亲昵地叫了我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们，给我另起一个外号吧。

三、 籍贯

直到现在，我在填写各种表格时，还会在“籍贯”一拦中莫名其妙地写上：“湖北省武汉市”——其实，我迄今尚未去过该市，连湖北省都未踏进过半步。之所以要这么填，是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教我这么填的，因为他就是这么填的，武汉是他的出生地，是我祖父早年工作的地方。沿着家谱的方向再往前看，有据可查的是：我曾祖父原本是南京郊区的农民，中了科举后去安徽做官，难道我还要把自己说成是南京人不成？
我是在两岁那年，祖父在成都病逝后，随祖母来到西安父母身边的，从那时到现在，只在中间去北京读过四年大学，其他时间一直是呆在西安的。我感觉我真正的籍贯就是西安，只能是西安，我是一个西安人——具体说来，该叫“新西安人”：是地方色彩很淡的新移民的后代。

四、 出身

我记得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四人帮”粉碎以后），老师才告知我们可以在出身一拦中填写父辈现在的身份，我这才特高兴地写上了“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在我那时的眼中就不是一个好词）——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写的都是祖父在解放前的身份：“职员”——是父亲教我这么填的，他其实是在教我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因为国家在那时早已给我的祖父定了性：资本家。
祖父一生有两次在大是大非面前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极其错误的抉择：1927年初他就加入了中国*，没过几个月，“四·一二”的枪声就响了，他就吓得带着我祖母从天津上船跑到南洋去了，这种行为日后被定性为“自动脱党”——我在少年时代曾暗自想过：如果他人家当年的胆子再大一点、共产主义信念再坚定一点、给我挺住又不牺牲的话，等到解放后，我不就成了级别很高的高干的孙子了嘛！他做的第二次错误的抉择是：从南洋回国在武汉定居后，他在一家朋友开的厂子里担任总工程师，朋友给他股份他就拿了——这下就成了资本家！
如果说我父亲这边还只能算灰色的话，我母亲那边就是黑透了：从前，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我曾外祖父家的，大地主无疑！他的大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上海开纱厂，二儿子——也就是我外祖父也跑去了，资本家无疑！
所幸我生得晚，要不然也是“黑五类狗崽子”的干活，这些沉重不堪的压力都让父辈承受了。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的那些日子，我已病入膏肓的母亲天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边看电视边流泪，我忽然懂得了她为什么哭，她在哭什么……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五、 祖母

每一个日后搞了文学的人，似乎都有那么一个给他（她）做过文学启蒙的祖母（或外祖母）。我的祖母没有给我做过——也许她想做，但是没有来得及，她在我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说起来她比大部分文学人的祖母更有能力来做这件事，她是当年国立女师大国文系的学生，是刘和珍的同班同学，还是刘的湖南老乡（我祖母是长沙人），“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时候，她也在现场的，枪声一响，她因为跟在后面，再加上身高腿长跑得快，逃脱了。我想象鲁迅当年到女师大讲课顺带泡女生的时候，我祖母也在现场的，因为她是一个文学女青年，肯定曾以极其崇拜的目光仰望着我们的瘦大师。去年的事：父亲将祖母生前反复读过的郭沫若译的《战争与和平》转送于我，我战战兢兢接过来时想到的是：我该何以为报呢？
听说我一生下来，祖母就不管我的堂姐了（此举曾引起家族内部的纠纷），孙子还是比孙女宝贝。在此之前，她已经给我那小美人的堂姐做过了文学启蒙，小美人四岁的时候就可以奶声奶气地背诵出五十多首古诗加毛诗，被祖母领到亲戚朋友面前当众表演，被认为是个“天才”。她后来跟文学没有半点关系（连读者都不是），现在动物园里当会计。孙女是“天才”，孙子怎么可能不是呢？我也有幸被我祖母称过一回“天才”，虽然我在四岁时一首诗都背不出来，但是我在画一辆解放牌卡车的时候，没有忘记把油箱画上去——如果硬要在这儿扯淡的话，可以说：是祖母最早发现了我“天才”般的观察事物发现细节的能力。
我后来侥幸考上了北师大，算是和我的祖母做了校友（女师大是北师大的半个前身），母亲说：这是奶奶在天有灵保佑的结果。大学四年，我宿舍楼的下面就是一座“三·一八”纪念碑，它令我偶尔会想起我的祖母：她以世上最爱我的老妇人的形象留在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之中，祖母是用来疼我爱我的，不是来给我做什么文学启蒙的。

六、 老师

近来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起来：在我经历的所有语文老师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坏的——我所说的“语文老师”也包括我在大学读中文系时带专业课的老师。我所说的“坏”当然指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
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些坏老师，比如我上初中时遇到的一位数学老师，人好得不得了，但绝对是个坏老师，他站在讲台上用黑板给我们做示范性的演算题，有多次算不下去了，他就停下来说：“我就启发到这里，谁现在明白了？”总会有人举手的，他就说：“你上来！”等这位同学走上台去在黑板上演算完毕，大家都看明白了，他也总算明白了，说上一声：“好！”——我从初中开始对原本还算感兴趣的数学越来越淡，学得也越来越差，肯定和这个老师有关。
但是在语文方面，我却从未遇上过这种难以胜任的老师，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初小时的某老师，因为日常讲方言的影响而教错了个别字词的读法；也就是初中时的某老师，因为我的作文写得像小说，有许多明显是虚构的情节，而在家长会上对我父亲说我：“不诚实”，而已——这其实怪不着这位老师，谁让咱提前把语文学成了文学把作文搞成了创作了呢？
一个老师对其学生的影响有多大？我举个例子，少年时我习过书法，不喜欢颜真卿而喜欢柳公权，还喜欢毛泽东，但现在我仔细瞅瞅自己的字，正楷时既非柳体，行草时亦非毛体，而是像极了天下惟我一人所习的“杨体”——是我高小语文老师杨军敬先生的字体！老师的烙印如此之深地打在我身上！
我怎能不感谢我的这些老师呢？他们从造句时代就开始鼓励我，他们不论是否喜欢我这个人，都曾在作文课上叫我起来当众朗读过自己的“大作”——这种鼓舞的力量真是太大了！
我在过去的文字中多次谈到过：我所读的那所大学的中文系是当时最好的中文系，因为有着最好的一批老师，他们中有人学而优则仕，已经贵为国家领导人；有人已经名垂青史：还不仅仅限于文学史、文化史；有更多的人成为学术领域的权威人物……但是这次，我更想感谢的是我中小学时代的那些语文老师们，随着自己写作愈加持久和深入，我便愈加发现：到头来最管用的还是基本功啊！感谢他们为我打下了如此扎实的童子功！
在写作之外，这些好老师对我的又一重大影响便是：我也成了一名不错的老师。

七、 父亲

迟早有一天，我将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便是父亲的影响。
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的文学道路是被他反对出来的，我正是为了逃避他的安排，才跑到文学这条路上来的。
如果我在当年听从了他的安排：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考上同济建筑系，当个建筑设计师”，那么到了今天，就算目标实现，我也只能成为一个我现在极其讨厌的那种人——更也许，即便是从这条道上走出来，我也还是会写诗作文。
父亲对文学的歧视是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再加上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他也看到了太多文人的悲惨遭遇，他曾教训我说：“别做梦了！中国不可能再出一个鲁迅。”话中不无道理，不无对下一代爱护的考虑，只是他那种典型的暴君般的中国式父亲的嘴脸，丝毫不懂得对于一个孩子的基本尊重，所以，他说的一切我都是反感和厌恶的。
所以我说：我是我父亲反教育的结果，我的文学也是。
我在他的压迫和紧逼之下学会了对于世界的反抗和叛逆，也学会了坚强和忍耐。他终于没有将我压垮，于是也就成全了我。
我在生活中还有网络上遇到坏人——尤其是那些以坏为耀的坏人时，我老是心想：“你他妈的再坏能坏过我爹么？”——这确实是我的真情实感：到目前为止，我在人生与事业上所遭遇到的最大挫折都没有高过父亲在当年所施加给我的那些！
因为摊上了这么一个父亲，搞得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好父亲了，甚至于不知道什么是好父亲了，做一个和蔼可亲通情达理尊重孩子人权的理论上的好父亲，说上一句“孩子嘛！只要快乐他想干什么都行”——我敢吗？！

八、 职业

在我大学毕业的年头，对职业的抉择还有着一次搞定的严峻性。
在当时，我已经决意要做诗人了，而写诗不能够养活自己——这是我所具备的常识，所以，我对职业的选择也是围绕着如何做好诗人来考虑的。
在我当时的眼里，文学杂志、出版社、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是作为一名诗人的首选工作，好处一望便知：好发作品好出书。但是，我父母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门路，连拐几个弯儿认识的人都没有——今天的孩子可能会嘲笑我：要什么门路啊？你自己找上门去呀！——我想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在当年完全等于零，而且是相当无知十分可笑的举动。
退而求其次，那就去大学，对当年的北师大来说，到各个地方的大专院校任教也是大部分人的正常去向，甚至于未等我动用父母在这方面的关系，就有学校找上门来了——那便是西安外国语学院。我在当时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边缘化的学院比那些综合大学里的中文系更容易“混”，对于写作则更为有利，就欣然接受了，到此一呆便是十七年，十七里走过了如下一个过程：
1989年入院，在院党委宣传部所辖的院刊编辑部做编辑；1990年，取得初级职称：助理编辑；1993年，自己要求调往社科部文学教研室任教，获得教师任职资格；1994年，取得中级职称：讲师；2002年，取得副高职称：副教授；2005年，成为“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一路走来，我体会过一名大学教师在上世纪90年代养家糊口的艰难，我度过那个艰难时期的办法是到社会上去做兼职工作，于是也便收获了另外一个历程：
1992-1993年，在《创世纪》杂志任总策划；1997-2000年，在《文友》杂志任策划、主编；2000-2001年，在《法治与社会》杂志任策划；2001年，在《西部大开发》杂志任策划；2002-2003年，在西安电视台《纪录时空》节目担任特邀主持人。
噢，对了，1998-1999年，我还和两位朋友（沈奇、秦巴子）合资做过一把书商，遭遇惨败，血本无归。

九、伴侣

二十一年前初冬的一天，时读大一的我应邀去女生宿舍参加一个聚会，我走进那个宿舍所面对的景象是：几乎所有的女生和先到的男生都坐在桌边聊天，等着吃饺子，惟一会包饺子的女生正站在煤油炉边下饺子——还是最忙的她招呼我坐下的，并将下好的头一盘饺子端到了我的面前，在热气腾腾中我甚至嗅到了她身上的一缕芳香……当时，初进大学的我们都在寻觅或等待着某种美好发生的可能性，在此一瞬，我确曾想过：如果可能性会出现在这个宿舍里的话，她是惟一的人选……
没有什么道理，这是一种直觉：我的她就应该会包饺子。她怎么可能不会包饺子呢？我都会她怎么可能不会呢？见人进来，招呼坐下，这算起码的涵养还算基本的善良？不用分析得太过清楚，但我的她必须这样……
这个场景里的信息实在太过丰富了！好在我的直觉好，不光直觉好运气还特别好——1985年的我真是一个幸运儿，她竟然直奔我来，让我心想事成，此等“人生大事”便在这一年被决定了。
此后，便是和这个女孩-女人相伴走过的二十一年！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那些自负而轻薄的男士对他们的老婆说：嫁给我，你就偷着乐吧！二十一年猛回首，我没有自负，也不会轻薄，惟一可说的话是：辛苦了！做我的老婆不容易。如果你碰巧感受到幸福，是因为你有自己的精神需要，仅此而已。
我总算四十将临而提前不惑了：天生我才难自弃，诗途多舛不得出——但是，从此我将再不怨天尤人了，因为上帝在某个方面已经给我得太多太够！

九、 本质

虽说一般通行的履历表上并没有这一栏，但你一定不会反对：人是有其本质的，而且，人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甚至于：人的本质是有其排他的惟一性的！
比方说，你所知道的一些诗人，生意做得很不错，让你直想赞叹诗人的智商和生存能力——但是我说：且慢！你还是赞叹一个会写诗或写过诗的生意人吧——因为这才是其本质！他不过是在触及到自身的本质之前曾经误入诗途，需要或利用了一下诗罢了。要么诗人，要么商人，二者绝不兼融，这便是本质的排他的惟一性。
我是在活到四十岁写到二十年以上才认清自己的本质的：我生为诗人，诗人是我的本质，诗歌便成了我的天命。
在此，我还想摆一下老资格——我想真诚地告诉你：我是目前在世的中国当代诗人里头好诗最多资格最老的一位，别说什么“第三代”、“《今天》派”，就是“七月派”、“九叶派”剩下的个把老爷子、老奶奶也没有我的资格老——我这么说，你肯定会喷着鼻血来骂我，但我说的全是事实——是诗歌内部最大的真实！这些年龄大于我的前辈，浸淫在诗中的实际时间并没我多，因为我是活在诗中的人：我的四十岁至少相当于他们的八十岁，甚至还要多，我为什么经常觉出他们一把年纪但在诗上却那么幼稚可笑？不像“老江湖”更像“小儿科”？原因正在于此：过去我说这是他们不够“职业”造成的——现在我想说的是：作为诗人，他们不够“本质”。
一群“不本质”的诗人和一个“本质”的诗人在同一个时空下写作注定是痛苦的，是一种痛苦的“陪写”。因为后者以诗为乐，乐在其中，活在诗中；而前者只有在用诗换取的名利之中才能找到些许快乐……
当我写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发现诗的事已经变得如此简单，眼中只剩一个字：“写”！说明这些年来，我总算没有白写。近年以来，因在诗内诗外写出了更多的东西，有一次，我刚想随口说出“文学豪赌”这几个字，当即便羞愧了，转眼便心安了：在文学面前，我其实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赌徒心理……
做自己的诗人。

十、 状态

一个人在他四十岁时发现自己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幸福？
我正是这个人——我觉得仅凭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
有人说：所谓幸福不过是将年少时的理想都给它实现了——我想说：实现与否倒在其次，所谓幸福是将理想主义者做到了底！
我在年少时，当时的时代的环境氛围鼓励我们要做有理想的人；后来，这个时代得了健忘症：它忘了这个茬儿了，但我却没有忘记——我也没有被这时代抛弃的委屈感，我一直认为它在当年把我引向理想的轨道就是够够的了。
如今，我已经四十岁了，尽管文学对我来说已经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上，但其理想的底色却从未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状态。
迄今为止，我从未加入过任何一级的作家协会组织，按照通常的理解：主流社会并未承认我的作家或是诗人身份——当然，是我自己抢先取缔了他们对我的文学做出评判的权力，不给他们这个机会。这从根本上保护了文学于我的理想底色。我以为，人可以在体制内任职，但文学却绝不可以跟体制沾边。
多年以来，我只是在做着一名自以为是的“专业作家”或“职业作家”。“专业”或“职业”并不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身份或证件，而是一种深入到写作内部的状态、程度、能力和水准。如果你在我这里看到了一种不错的状态，不过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不知道这是否跟我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史的课程有关，这个意识我早已有之：没有经受过大的战乱和内乱的我这一代人，如果不能在写作的状态上表现出更高的专业水准出来，不能持续性系统性地多出作品出好作品，那将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情——你总不能等到写不动了再自我辩解说：我是因为没有扛住这所谓的“商品大潮的冲击”而把写作搞坏的吧？
看看前后左右，看看男女老幼，看看专业精神和职业状态非但没有与日俱增反而日益难保的同行们，我还是埋下头来写我的吧！

十一、本城

对我来说，没有“故乡”，只有“本城”。
我的“本城”自然是西安。
如前所述：两岁到此之后，也只在中间出去读过四年大学，其它时间我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中。
去北京读大学原本是我彻底离开西安的一次机会——但也只是在理论上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当年母亲以出差的名义送我到北京上大学，回西安前曾叮嘱我说：不要谈恋爱，回西安以后再谈——结果是：我只听了她一半的话，恋爱谈了，但也回了西安。我的决定太对了：她因病早逝，在她生命的最后八年中，还是经常能够见到我的，我带给她的欢乐要远远地多过烦恼。
和某些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人精儿”相反，我是一个在“人生大事”面前麻木不仁随遇而安的无能之辈，当同舍的同学一齐消失去到各地联系工作的时候，我坐在空空荡荡的宿舍里写我的诗。那年头已经开始有了毕业生供需双方的见面会，但是辅导员公开说了：家不在北京的同学不许跟北京的单位接洽，就算你签了合同学校也不给留京的名额。辅导员还说了：想分到一起的“一对儿”，如果双方的家庭都不在北京，绝无留京的任何可能——还加了一句：“请自觉点儿！”——我心说：去你妈的吧，别以为谁都想留这个京！
我还记得毕业离校的当日早晨，当时还在我们学校执教的蓝棣之教授亲自跑到宿舍来跟我道别（我在头天晚上前往蓝府登门告别时他正好不在家），我几乎是赤身裸体地从只剩一张破凉席的床上（行李已经托运走了）爬起来，心中充满了感动，蓝老师安慰我说：做学学问可能还有留京的必要，搞创作到哪儿都可以——我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概念，只是感动得一片潮湿……单凭这一幕，我一辈子都会认这个老师的，至于他后来对我如何，为了什么，我其实无所谓的……
从那年夏天回到西安算起，一晃已经十七年了。
那好像并不是最后归来的情景，而是在更早的一次，火车穿越黄河西进潼关进入关中平原之后，广播里传出田震版的《我热恋的故乡》：“我的家乡并不美……”——尽管我更爱听的是腾格尔唱的那一版，但那一次望着窗外黄土连天的景色，我却听得热泪盈眶！很多东西是早就注定的，所以，你永远都不会听到我用仿川端康成的伪大师腔装B说道：“我生在美丽的XX……”
当别人把自己的“故乡”隐喻成“天堂”的时候，我的“本城”只是我被迫也是必须接受的一个存在——是“世界”的常态！
对不起！我又要说你们害怕听到的真话了：行走江湖时我确实没有见过一个比我这个你们认为的“喧嚣者”隐逸得更真实更深入更自然的大隐者，我比“大隐”还大，是超隐于“本城”——于我自家的寓所！
我听说有两种写作者：一种是走着写的，一种是坐着写的——如果一定要从本质上做出这样的划分，我肯定属于后者。而坐着写需要一把椅子、一个房间、一座城市……
我在本城写作——当我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再也不羡慕那些有“乡”可回的乡土作家了，与他们早已疏远日益隔膜的“乡”相比，我的“城”近在眼前，触手可及，不必在搜肠刮肚的回忆中去拼凑现实，谁比谁的“根据地”更靠谱？
我相信“彼岸”的存在，“生活在别处”也不像某些小聪明的批判者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但与此同时，我又是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守着“本城”，哪都不想去了，守着文学，就这么干下去了！

十二、命运

俗话说：“性格即命运”。
对于一名诗人或是作家而言，可以具体表现为：作品之内所表现出的性格将决定作者的命运，一部作品中所具有的先锋指数或是媚俗指数将决定作者的命运。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我知道是血液、基因里所携带的东西决定了我被群氓所恨被庸者所妒被秩序所恼被传统所弃的命运，我早已在积极的配合之中自觉承担起了自己的命运——但在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不大信命的人，从不轻下结论，更不说破命运，我想走下去，怀着极大的好奇，去看自己命运的好戏！
此为天机，不可泄露。

2006月1-2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