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
--致高智晟先生公开信
丁子霖
尊敬的高智晟先生：
尽管我们素不相识，我还是决定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这封信我已考虑多日。每天看到有关您发起的“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的消息，我总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六年前的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那时抢救绝食学生的救护车不停地呼啸着穿梭于天安门广场与各大医院之间，每一声尖厉的鸣笛声都让我揪着的心难以放下。后来，政府的军队开进了北京城，用机枪、坦克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和平居民，包括我的十七岁的儿子。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如果要说对这个罪恶政权的憎恶，我要比您深一百倍；如果要说对一个自由中国的渴望，我要比您强烈一百倍；如果要说对今天弱势群体和无辜受害者的同情，我也不会比您少一分。我深知这个政权的残忍，我对您本人和您的朋友眼下遭受的迫害，如同身受，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我还是要劝您停止绝食，因为我不知道您这样坚持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难道唯有拼个鱼死网破才算是我们的追求！您想过没有？万一再发生类似十六年前那样的惨剧，我们怎么向那些受害者的母亲和妻子交待？
高智晟先生，您是一个律师，一个出色的维权律师。这样的律师在当今的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不相信这样的绝食运动能达到为老百姓维权的目的，我只相信每一个维权个案最终得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因此我很难理解您为什么这样轻易地放弃律师职业而去从事政治活动。我觉得您把维权活动与政治活动搅到一块去了。在我看来，把维权行动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会给维权的民众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而您则会越来越远离那些需要得到您帮助的底层民众。您说您现在这样做是为了“减少”维权英雄群体的“道德颓势”和“耻辱”。但是在我看来，那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维权个案的律师先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时也许不能成功，但至少他们在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化添砖加瓦。从根本上说，律师先生们的一个具体维权行动，对于民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要胜过一打漂亮的宣言。从长远看，一个缺乏对法的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它绝对跳不出中国王朝时代“治与乱”的恶性循环。
高智晟先生，也许在您看来，像我们这些在十六年前失去了亲人、有着“深仇大恨”而不思复仇的母亲和妻子一定是活得窝囊到了极点。是的，我们从失去亲人的那一天起，再没有踏上天安门广场一步，我们也没有鼓动“六 四”受难亲属到中南海去请过愿，更没有鼓动大家在家里绝过食。我们的做法也许很可笑，那只是每年向人大、政协两会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写一次或两次信，要求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 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要求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 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我们提出了包括重新调查“六 四”事件、依法给予“六 四”受难者合理赔偿，以及立案侦察并追究“六 四”事件责任者司法责任等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同政府方面协商、对话的基础。我们从第一次写信到今天已经十一个年头过去了，至今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回应。是不是继续这样写下去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相信总归有那么一天，政府方面会同我们坐到一张谈判桌前。您一定听说过西方有个“西西弗斯”的故事，或者中国本土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我认为面对强权和暴政，需要更多的西西弗斯和愚公。中国聪明人太多，缺的就是像西西弗斯和愚公那样的人。
高智晟先生，中国不能再搞什么群众运动了，即使像1989年那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也不能再搞第二次。您说放弃绝食，就等于放弃对人类尊严和正义的扞卫；等于向流氓的淫威屈就。我认为这话说得太绝对。还有人说：如果连绝食24小时都做不到，都不愿做或不敢做，你们还能做什么？！你们还配做中国人？！甚至还有人说，在坚持还是放弃绝食这个问题上，“英雄和狗熊之间仅一念之差”。这些话说得更没有边了，而且极不负责任。在我看来，自由的空间是靠一分一寸挤出来的，公民的权利是靠一点一滴争取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登高一呼，一个新世界从天而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时代，讲究的是游戏规则，而不是耍枪弄棒抡板斧。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但我们需要的是用文明来代替野蛮，是花大力气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遵守人类文明的准则。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努力。
高智晟先生，我也注意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纷纷加入到您发起的绝食行列，这看起来很受鼓舞，事实上也应该感谢他们的声援。但是，必须看到，真正的担子毕竟没有压在他们肩上，他们也不可能来分担国内人士的任何风险与后果。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向海外的朋友们呼吁，请爱护高智晟，不要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弦实在绷得太紧了，让他有一个退路，让他慢慢调整自己。一个自由中国的到来路还长着呢，不要期望一下子就能跑到终点。
最后，我必须声明，各人有权作出自我选择，我不想强加于人。以上所言，仅是一个建议，出于我的担忧。望考虑。
丁子霖 2006年2月23日
致国内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丁子霖
——愿国内的维权活动健康地推进下去
自从我发表了给高智晟律师的那封公开信后，我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些天来我来回想，仍然不能完全释怀。我担心我的那封信会不会给国内的维权活动（这里我不想用“运动”这个词）泼了冷水。因此，我今天再写这封信，向各位呼吁，请你们继续把国内的维权活动健康地推进下去。我作为一个“六 四”死难者的母亲，尽管也想尽一份力量，但自量已力不从心。
这里，我首先要向曾经或正在为民众的维权活动作出努力、付出代价的律师先生们和法学界人士表示敬意。在这些人士中，有我相识的，也有我虽不相识却知道他们名字的，他们是：法学家江平先生、资深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人权律师莫少平先生以及郑恩宠先生、朱久虎先生、浦志强先生、滕彪先生、高智晟先生、张星水先生、郭国汀先生。还有几位并不是开业律师，但我同样尊敬他们，他们是艾晓明女士、李柏光先生、许志永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和范亚峰先生。也许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女士、先生漏掉了，请见谅。
他们之所以值得我尊敬，是因为他们并非一般的开业律师，也并非一般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是帮助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平民百姓打“民告官”官司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他们是通过一个一个个案为底层民众争取实在权益的人士。这样的人士在我们中国很稀有，我希望有
更多的人参加到他们的行列。
但是，在这里我要重申：维权归维权，政治归政治，不要把两件事搅到一块。我不反对公民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活动。我也不反对公民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腾出手来帮助民间的维权活动。我同样认为，这样的人士在我们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向他们同样表示尊敬。但是，维权活动说到底是法律行为，而不是政治行为。有时民众因权利遭受严重侵害又得不到法律解决而举行游行示威、绝食抗议，那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但是，抗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使问题在法律框架内求得合理的解决。那种把中国的法律包括宪法统统斥之为“恶法”，反对在现行法范围内从事维权活动的人，他们所宣扬的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取消主义。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在目前的中国，已开始形成具有各自诉求的维权群体。如功受害者群体，失地农民受害者群体、强制拆迁受害者群体，重大人为灾难受害者群体，因言获罪者群体，包括我们“六四”受害者群体，等等。这些受害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有的是财产权利受到了侵害，有的是人身权利受到了侵害，有的是言论权利受到了侵害，有的是信仰权利受到了侵害。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去做维护他们自身权利以外的事情，也不能要求他们去做目前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
一个权利遭到无端侵害的人，有时产生一些非理性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取的。作为“六 四”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也曾有过非理性的冲动，甚至一些成员还有过拼个鱼死网破的念头，但我们后来冷静下来了。我们意识到，“六 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别的路子不现实。在“六 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检察院起诉了“六 四”元凶李 鹏，这就是按法律办事。我们不会放弃此项指控，除非他死了。以此为契机，我们定下了合理解决“六 四”问题的十二字方针，即：和平理性、民主法制、协商对话。
自2000年我们用“天安门母亲”来命名“六 四”受难者这个群体之后，又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都写在了2001年发表的、由112位“六四”受难者签署的《天安门母亲的话》中。其中说：
“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今天，我仍然坚持这样的理念，不会因各种各样的非议而有所动摇。有媒体记者问我：在我写给高智晟先生的那封信的背后有什么“深意”？我现在可以回答，所谓“深意”就是我在上面引述的那些话。我想，律师先生们虽不会用上面那些话去办案，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这样的信念，我更相信有这样的信念对中国的未来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
我们面临的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我们要用道义和文明来“解构”（这里我想不出更好的词）专制者的野蛮和无道。前不久台 湾的龙应台女士为《冰点》被封给胡 锦 涛写了一封信，题目叫“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今天我要对国家领导人说的，也是这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想，假如他们不这样做的话，等待他们的必将是被今天的文明人类所唾弃。
丁子霖 2006年2月28日于北京家中 |
![[豁達乱拜]❤](static/image/common/logo.png){kind=logo}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