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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都喜欢钻牛角尖。喜欢想一些一辈子也理解不了的问题。老是想知道那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楚从团结湖搬到了城北，他刚和一家唱片公司签约，公司为其在附近租了房子。我们约好在麦当劳门口见面。晚上7点半，一个身影从远处走来，平头短发、白T恤、牛仔裤，右手夹着一个纸篓，他就是张楚。这时候的张楚，是个小市民，没有惊恐的眼神和腼腆的表情。纸篓里放着插销板、电线、充电器等各种部件，刚搬家过来，家具还没备齐。我们选定一家西北风味的餐馆。采访中，刚才松弛的生活气息又消失了，他习惯性地紧张和审视，望着天花板，一口气喝了五六杯茶水。
北京新生活
97年，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出来后，张楚销声匿迹了。99年他离开北京，回到西安，然后去青岛。2004年3月，他又回到北京，在“愚公移山”酒吧演出，被媒体定义为“复出演唱会”。“你要说不，媒体肯定不答应，你要说是，那就是呗。”系列演出完毕，他又回到青岛。张楚说，现在，想折腾的那些事都折腾完了，没有什么特别自然的梦想了。想起中学时，喜欢去海滨城市，希望自己是在那儿生活的一个人，他就跑去了，一个人在那呆上整整一年，还为当地报纸写过五六期专栏。
在青岛，张楚生活得舒服。“物价低，吃饭便宜，环境也偏，吃完饭就出去散步遛弯，到处转，阳光特别好。”
他一般早上8点起床，吃完饭，在家玩一会儿，九十点就出去，一直玩，玩到下午两点钟才回。出门是小路，沿着半山坡，走到海边，能玩好长时间，再买瓶水喝。青岛公共汽车上人特别少，“坐空荡荡的公共汽车，特别舒服”。
海边还可以游泳，游泳也是免费的。在青岛，他是个完全的生活着的人，不创作，不思考，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
2005年11月，张楚从青岛回到北京，完全是为了工作。对他来说，北京完全是个工作的地方，做完唱片就要走。但去哪里呢？还没想好，“应该还是回青岛”。
这些年，他总是说专辑马上就要出来了，但一直拖着。他想签版权属于自己的合约：自己创作，自己宣传，公司只负责发行，但一直未能如愿。他这次和唱片公司签的约，还是原来那种。
北京冬天太冷了，影响了他的创作。如今春暖花开，转眼已是夏天。张楚进入创作状态了。每天凌晨1点入睡，早上10点起床。他一天两顿饭。打发完早餐，看会儿书，听听音乐，整理一下想法，想想自己的音乐，再对比别人的。下午四五点钟，往往特别平静，有一点灵感，然后吃完晚饭，东想西想，九十点钟时就该干点什么了。
“最近一直在做唱片音乐的风格尝试，是电子方面的尝试。现在要确定旋律和歌词部分，想让歌词的画面更平稳，更轻松，更像生活本质的快乐，不是特别激动的那种。”前期，他要先把编曲做完，再找乐队排练。
在北京，张楚仍然不爱交游，一般是音乐上的朋友给他打电话，他才出去。他可以一个月不跟外界接触，自己跟自己玩。不过，总有些时候，一个人要闷得发慌，“实在不行了，就要出去玩玩，要不然会出问题。我的时间已经和正常的、别人的时间不一样了。”
张楚喜欢上网。他有QQ和MSN，MSN上的名字叫“楚”，头像上挂着一个漂亮的女孩。
喜欢独处的人，总会自娱自乐。在家里，张楚跟自己开玩笑。“自己跟自己胡说八道”，在脑子里想个东西，再把这个东西摆到不按正常思考得出的一个新位置上，这时候，“就特别高兴”。
他养了一只雪瑞纳，散步时却不带着它。本来买了两只，是希望他们能互相有个伴，后来老是打架，就把另一只送人了。
他爱玩围棋，爱打CS，也喜欢写些东西，但却不拿出来示人。他不写博客，主要是不喜欢这种方式。自闭的人不喜欢写博客，这是可以理解的。却经常逛留学生或外国人的博客。
“喜欢看关于自己生活的。比如他写自己参加一个古典音乐会，坐什么车，路有多远。这些过程和最后看到的音乐会是一样重要的，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张楚说，国外那些写博客的人，“对公众和私人空间的处理特别像个成熟的人”。
“中国人写的，多数是对社会的关注，看不到真实的生活，老是在虚构的环境里。”
他不喜欢国内人的博客的另一个原因，是“太有观点”，
的确，在多年的独处和自闭后，在心思能触及到的领域，他都得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了，他的确不再需要观点了。“其实应该没观点才对”，“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假如“观点”不是自己经历和思索得来的，这些“观点”，对张楚而言，有什么用呢？
成人特别让人紧张
张楚离开北京已经6年多了，北京也变忙了，“大家都在为成就、为挣钱工作了”。他最近一直在看介绍1980年代的书。
他很遗憾，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朴素的快乐”。他认为在每个年代，单纯的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有了单纯的思维，才会在单纯里头有寄托。
一个张楚特别熟的日本鼓手，从1989年起，17年来一直呆在中国，是“特别难得的一个人”。前段时间两人碰面，鼓手问张楚，你要鼓手么？找我呀，不要钱。张楚说，他一下子就想起来两人刚认识的那个时候，“都十几年了”。
他居然喜欢拍摄《千里走单骑》剧组的那部纪录片。高仓健说他拍了200多部电影，没有一部电影让他有这么美好的回忆。“那纪录片里面打动人的全是80年代的东西，全是人和人之间最真诚的交流。只有80年代才有这些东西。”
但他“心里头一点都不害怕”，他要用曾经给他温暖的1980年代来对抗，来平衡他并不满意的现在。
那你不怕年龄的增长么？
“我不怕。我就怕我一直这样，不实际，不准确，让自己生活里很多东西都浪费了。”
他很想要个小孩，但什么时候要，还不知道。他也挺想结婚的，一提到结婚，他似乎很有话说。
“我就想租个公共汽车。把大家请过来，找几个服务员，帮着分吃的喝的，一路开着，绕城一圈，然后回家。”
“那什么时候结婚呢？”
“不知道。”1999年，他和女朋友分手，离开西安，合买的房也送给了对方。之后，他的感情生活一直不为人知。
但他仍向往恋爱，并抱着信心。“恋爱让人不容易烦恼。谈恋爱时特别愉快，特别是好的、认真的那种。”
每次恋爱，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那个“核”，“对母性的那种核”，每次都很抽象地相同，只是具体的东西每次不一样而已。他太敏感了，爱情来的时候，他感觉被击中了哪个部位，“有时候碰到某个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点让我心里特别愉快，有点儿童、有点天真，特别兴奋，特别不紧张。成人的东西特别让人紧张。”
“刘禹锡有首诗是讲感情的，特别好，那种情感你能拿得住，肉体也能感受得到，不博大，但特别平民，就是特别像一个人该有的情感。”
《造飞机的工厂》里有一句，“和一个女孩过5年的时间能有多好”，张楚说，那是他和一个女孩一起生活了5年后写的。
张楚说《姐姐》是影射政治的。他说《赵小姐》那首歌特别不好。“特别过分，是现在报纸上的那种讲话方式，对女性特别偏激。实际上不够健康，人物也很乏味。”
他不看报纸，以前上网还看看新闻，现在连新闻都不看了。他喜欢李宇春，说她“挺女孩的”。他认为“超女”比现在的唱片公司要成功，“因为是随着市场反应一步步走过来的，不像唱片公司，都是拿已经成功的来用。”
音乐之外的工作，他一直没有自信，“谁要我呀？不能马上把一个自己不懂的事情做好，这很让人紧张。”他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是能让自己支配的，“不能弄成另外一种形式”。
他现在精神上的困境，是“被那种伟大的东西拔得特别高，一直就没机会更成熟”。“社会变化太快了”，他自己“跟普通的生活没有特别好的关系”，大家达成的那些共识，他还在绕弯子，还在怀疑。他追求自认为更高级的东西，但又担心那是没有生活印证的高级，不可靠。
他说自己很想找个人羡慕。“不是羡慕他年轻、有钱，而是别的，比如他有一颗特别美的心，然后还生活得挺简单。或者这个人聪明，对生活的理解很透彻，他保持住了一些东西，离生活的本质特别近，特别浪漫。浪漫不是那种恋爱的小惊喜，是更大境界的浪漫。”
但是好像还没找到。
社会把我们架得过高
提起何勇的“张楚死了，窦唯成仙了，何勇疯了”，他不服气，但也不反驳。
他说何勇人其实挺好的，就是偶尔有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时刻。“对自己不喜欢的，太较真了。不喜欢的那部分，不能把情感放进去。”
张楚说，他自己、窦唯、何勇这些人，和这个社会对应不上了。当时这几个人是成功了，“但那是因为他们走在前面”，没有成功的，只是因为没有走在前面。成功之后还是回到生活里来，按原来的路走下去。
“窦唯肯定是有些地方，像我一样，也有些思维上的障碍，一直在想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张楚记起一件事，大概是1995年，他和窦唯一起去上海演出，窦唯问过他一个问题，让他那天晚上没睡好觉。窦唯问：如果现在是抗战，你是站在苏区还是站在白区呢？
“何勇也是。其实我们都喜欢钻牛角尖。喜欢想一些一辈子也理解不了的问题。老是想知道那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觉得老想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他常常和何勇讨论这些问题，但跟窦唯说得少。他曾经建议窦唯，不要再想过去那些东西，“摇滚乐啊，政治啊，精神上的伟大梦想啊，这些东西让自己对自己产生怀疑，被拔地而起，特别没有力量。”
他认为也有社会因素。社会把这拨人塑造成绝对优秀的完美音乐人，然后又不给他们相应的物质上的平衡，不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大家把摇滚乐“说得太奇妙了，脱离了实际”。
他觉得“魔岩三杰”这种称呼让自己“挺难受的”，因为没做唱片之前，他一直算是个朴素的理想主义者，只是个“做音乐的人”。他从来没觉得这些东西(诸如“魔岩三杰”这样的称谓)给过自己正面的影响，觉得它对自己来说，就是“商标一样的东西”。
对现在的摇滚乐，他“能懂一些，但没办法感同身受”。但他忍不住拿现在的和以前的作比较，“那时候的追求特别傻的，不过脑子的，被自己的冲动带着。我觉得这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我过去那些叛逆的东西，现在都不喜欢。”
就像《姐姐》那种的？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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