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列维-施特劳斯,共勉之全文如下,只是翻译得不是很好。
民族学家出于职业的要求,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让身体处于不同文化的远距离观察者感觉出来的变化才有价值和意义,因为观察者所研究的文化与他自身所在的文化极不同,他本人也感受到同样的局限,除非认为这是他享有的一种优势,而且任何因为有助于理解人类精神而值得保留的变化在一种综合的视野内都必然保持不变。也就是说,这一变化不仅对那些地位相对特殊的人,而且对任何可能的观察者来说都是真的。
这一点可以解释民族学家面对短期预言何以往往感到无言可对。20年以后,我们的绘画,文学音乐无疑将发生可观的演变,这是从一个作为产生这些演变的社会的一员的观察者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一个在时间或空间上远离我们的观察这也会做出同样的观察吗?这至少是有疑问的,在他看来,1985年的作品和当今的作品属于同一文明的形式。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民族学家运用的那些粗略的差异是派不上用场的。变量实在是太细微多变了。即使假定这些语言从理论上和时间上均说得同,也只有计算机才能把他们整合起来,从中分析出某种趋势,并做出推论。
然而,这意味着艺术在我们这里反而享有平静而健全的生命,意味着它们的目前状况预示着它们的某种未来。如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日所消费的艺术作品证明存在着一场危机,结局将难以预料,那么任何合理的预言都是不可能的。这个结局即可能促进诞生另一种我们尚未看到轮廓的艺术,也可能导致一个社会自觉而果断地声明放弃它的全部艺术。那时侯,下面这一点就会变得十分清楚:这个社会多年来为了让自己显得神秘难策而日益加剧地把一种艺术抬到极高的地位,而这种艺术其实只是艺术的诸多形式之一,只是被用来制造一种自己拥有的艺术错觉而已。
但是,也不能说危机必然会自行化解。也许它会重新冒头,错觉会把其他低劣的食物拿来充饥。这是因为,艺术在西方社会中(以及作为可预见的延伸的明日世界中)的前途问题不是一个根据20年左右的时间尺度或者援引历史先例就能回答的问题,甚至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也是难以做到的。这个问题是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头一次提出的它与另一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这种文明把个人与自然割裂,迫使他生活在一种生造的环境里,还使消费与生产脱节,把创新感从生产中彻底清除。艺术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会变成什么样字呢?无论对艺术的崇拜采取什么形式,是怡然自得地冥想,还是狼吞虎咽地吸收,都倾向于把文化当作一个超验的对象,人类群体从这个对象的遥不可及的存在当中获得一种虚荣,这种虚荣由于个人承担自己无力创造而显得更为愚蠢。
即使只限于谈论最近的将来,做出预言也要取决于——这是件办不到的事情——如何回答一个先决的问题:我们的文明跟所有其他文明是一回事吗?能否根据前者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谈论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形式?假使如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确定?初看起来,介于生命体和惰性物质之间的病毒代表着生命的一种极微末的形式。然而,它们有赖于其他生命体才能够生存。因此,在进化过程中,病毒非但不是先于后者而存在的,反而以后者的存在为前提,而且代表一种相对的高级状态,另一方面,病毒的现实性差不多属于智力的范畴。事实上,它的机制基本上可以还原为被它注入简单或者复杂的生命体的遗传程式,迫使它们的细胞背离原来的结构而服从它的结构,从而制造出与其相仿的生命体。
我们的文明靠其他文明的存在才得以凸现,无论那些文明是先于我们还是同时存在的。自笛卡尔以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文明主要是靠一种方法才获得了独特性,这种方法的精神本质导致它不适合于造成其他的活的文明,然而,却能够把它的方式施加于它们,使其变得跟它类似。这些文明的活的艺术表现出肉体的特征,因为它跟极强烈的信仰有关,以及无论在观念还是实践上都跟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平衡态有关。那么与这些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究竟属于动物型还是属于病毒型呢?即使非得选择后一种假设不可,那么也可以预言,这种过旺的食欲曾驱使我们为了建立自己的艺术而将古往今来的所有艺术形式一股脑吞下,但20年以后它将越来越难以满足。通过各类博物馆和展览厅,肉体社会依然勉强支持着各种资源,其中3\4目前已经枯竭,剩下的也很快会被污染:竞争之后接踵而至的将是欲望的减退。即使表面上没有出现深刻的变化,人们那时候也许比今天更能理解,一个社会拥有艺术,恰如一棵大树结满花朵,原因是它们根植于一个二者都不认为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