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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说自己的故事。世道好的时候，就让别人去说我们的故事。”在自己位于北京798附近面积超过300平米的工作室里，左小祖咒开玩笑地说，和他的歌一样，这个30多岁、已经混了30多年江湖、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男人，即使真和你掏心窝子，也是话里有话，机关重重的，这也许正是很多人面对他时爱恨交加、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的一个原因。在唱片产业和音乐市场普遍唱衰的时代，他在体制之外，闯出了自己的一片明朗天空，他不否认自己得到过很多人的恩惠，但现在，他可以很自得地说：“我创造了时代，我改变了时代。”
祖咒说他现在喜欢安静，曾经那段朋友呼啸成群狂喝滥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式了，这种对沉静的渴求放在这样一个灵魂骚动不安，难以得到平静的人身上，给人提供一种面对某个悖论般的兴味。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人成熟了、睿智了，但另一方面，你又会有是不是他身上那种最迷人的锐气正在消减的担忧。说到环境对人的改变，大话喷子们可以说，人是具有自主权的动物，但对祖咒这样一个外表看着糙，但实际上心细如发的人，他会乐于向你给出肯定的答案的。这样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啻是个最坏的时代。
“那两年我基本是很难睡一个好觉的”
北京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它能给一个人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也能让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我消耗掉，有两种人能避免后一种情况，一种是豁出去不要脸了，一种是自己真的能把得住，祖咒属于后者。从1998年出的质量根本达不到指标的第一张专辑《走失的主人》，到今年定价500元一张的第六张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成为媒体和乐迷关注的热点，这一路走来，个中滋味难以为外人道，他做事有自己的套路，正如他的音乐有自己的左式特点一般。当年的同道很多都转道他顾，乃至有人已经不知所踪，只有左小祖咒坚持下来，并且得到了大范围的认可。
这次《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网上、纸媒上到处都在说。
——都是慢慢干出来的，这次我也放下自己的很多架子吧，突破了一些，也坚持了自己早期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有些惊喜，也有一些陌生，特别是对《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之后的一些新乐迷来说。
“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是唱英文歌的，他们的主唱华东有一次聊天说，祖咒是摇滚领域里唱中文歌能把音乐和歌词贴得特别好的一个人，甚至是最好的一个。
——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咬字是清楚的，但是有口音，咬字清楚又具备韵味这是比较难的。这个我研究了十几年了。我不像他们十几岁就组乐队，93年我都20多岁了，到98年我才出唱片，是我自己赶鸭子上架当制作人，所以到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理念已经是很清楚了。你能发现我的唱片制作一张比一张更职业化，因为摔跤摔得多了嘛，自然的。
也是没办法，唱片产业那么不景气，要自己这么一步一步摸索。
——最早跟唱片公司合作，像歌词、封面、印刷等等，都不尽我意，在社会上的影响搞得雷声大雨点小，而且那会儿自己也有点糊涂，感觉干了件大事，但后来冷静地想，也不是这么回事。《我不能悲伤》是03年录完的，录完之后，我把它压了两年，那两年我基本上一个礼拜听好几次，都快听吐了。
你后几张专辑的制作人方无行在做你的东西的时候，他心里对你是有一个他自己的定位的。
——小方作为一个制作人，他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是把一些东西带着往前跑，但是他有时候会带偏。可是我作为一个成熟的作者来说，这歌该怎么定位，脑子里是清楚的。在《我不能悲伤》之前，我们俩合作了《左小祖咒在地安门》那张唱片，但那张唱片是我个人制作的，不是他制作的。我和郭大纲两个人，大纲编曲。之前我第一张专辑他本来要出，但那张专辑我是和香港的阿D合作，和阿D合作之后，我就受了刺激了，我觉得阿D给我出了一个错版。结果那一年我过得很惨。
98年那年？
——98、99年的时候，我都快30岁了，好不容易出了一张专辑是个乱的、错的，我当时都傻掉了，我怎么这么背的？阿D说没错，“你的音乐就该这样。”后来小方他们这些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坚持说，我的专辑必须按我的意思来混音。后来和大纲做，我和大纲说要把这个混好，混个Demo给他，胡必烈拿过去以后，要按照我的意思混。他们在声场和位置上会搞得更加准确，更国际化一点，而不是改变我的人声，把我的节奏给拆掉，我不要这些东西。后来我们签约，小方说同意这个事。所以《左小祖咒在地安门》他做得好，因为小方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的，你懂吧？我不可能拿一个散东西让你去胡乱组织，那能组出上亿万条歌出来的。《地安门》我们合作是很愉快的。当时大纲做得也不是很专业，因为那时候录音没有钱了，没进棚录，前面进棚两次又都失败了。那时候《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和《平安大道的延伸》两首歌已经写好了，但没有放到这张唱片里面，我要酝酿下张唱片，这张唱片先做一个尝试。后来我就邀请小方做《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我说你做主制作，我觉得他是可以的。也是通过这张唱片，我们赢得了一些真正的信任。尤其像《恩惠》这样的歌，我改了一版，开始我觉得里面还有些问题，但第二遍拿过来就没有问题了。基本上一张唱片10首歌，混过来，有6首歌是满意的。大概有两三首歌、三四首歌需要改动一下，还有个把歌再改一次就完了，这合作已经是很愉快了。因为我没有直接在台湾，我要是在台湾的话这事一下就搞定了。
在《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出版之前，方无行原本是想按国外娱乐工业那种正统的操作手法来弄，包括宣传、推广等方面，但你是有自己的套路，哪怕是旁门左道，但后来证明，能行得通。
——那两年我基本是很难睡一个好觉的。唱片录好了，我拿经典的摇滚乐，拿世界上最好的、最新的录音来和我的东西比，没把我比下去，所以我才订150块钱。我只相信这张唱片它是好的，其他我都不相信。我第一张唱片，我也很相信自己是牛逼的，可是我失败了。第二张我又失败了。第三张即使混音混得好，我也知道，它火不了。我重要的牌是打在《我不能悲伤》这把牌上面了，但这把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录完了这个唱片以后，非典就来了，这个事干得太牛逼了。因为如果这个唱片一停下，非典之后再录，就不是这个劲儿了。太神奇了。就像我在《尊敬》里写的一样，“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探视，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迅速地离去，他们都焦急地等待一种消息，在你的直觉被责难的同时”，我操我写得太好了，那个词是我在2001年写的，整个一个瘟疫灾难的预言全在我这个歌词里面。
出来混，要还的！
1998年到2001年是中国地下摇滚最鼎盛的一段时间，各路人马粉墨登场，也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之前不为人知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为广大乐迷所了解，秉持一种草根的姿态，他们怀揣英雄主义的理想准备大干一场，但接踵而至的时代潮流将很多弄潮儿冲到了阴沟里，被塑造出的“英雄”一个个在未来的岁月里被打回原形。就像祖咒在歌词里唱的“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这里这个政治可做多种理解，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都会是一种等而次之的选择，而祖咒的幸运之处在于，他早早就看透了这一点，跳出来了。那个时代对很多人而言是可以用辉煌来形容的，但对祖咒来说，未来也许更值得期待。
这次魔岩三杰上海的演出你没去看？
——不是我装清高，没什么可看的。你看Linkin Park我都去看，我不喜欢Linkin Park的，但是他牛逼，我就去看，不是说我喜欢不喜欢这个事。魔岩三杰牛逼，也没给我带来什么东西，我去看什么？媒体来问说：嗳，你评价一下。我说他们不好，说我妒忌。我他妈说好，又不是真好。我去不么这？魔岩三杰、黑豹、唐朝，他们出来都是要超越崔健的，他们和崔健实际上是一代人，但是魔岩三杰合起来才能超越崔健，这个小圈子有时候相互吹不好。
这次魔岩三杰的演出，还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次集体缅怀的机会，上海大舞台据说爆满。
——这当然是个好事，这不是个坏事。有一天我们也是这样的，大家会来缅怀你，这是人类他妈的免不了的一个悲哀（笑）。
也可能是因为魔岩三杰的歌负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大家去集体缅怀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或无论逝去的什么去了。
——但魔岩三杰他们都没有作为音乐家、艺术家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出现，他们只是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历史环境里面的一个灵光乍现而已，如果真的要超越，你是应该改变这个时代，而不是这个时代创造了你。有一种人是时代创造了他，还有一种人是他创造了时代。但这里面都有运气的成分。
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种？
——我肯定是后面的一种。我改变了时代，当然，也是个运气比较好的人，我得到过很多人的恩惠。
因为你身上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很多人他自己实现不了的东西。
——在90年代末世纪初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为那些对我有所期待、喜欢我、喜欢我的音乐的人真的做了一些事，但我觉得不对。有点在做自己的事，但按照他们的期望的轨迹走的意思，我希望成为他们想象的人，但我做的那些事完全是错的。到了做《左小祖咒在地安门》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但当时我的能力还不够，到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我才把所有他们附加给我的东西放下来了。这就像谈恋爱一样，你可能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去为她做更多的事，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的。以前有一半是这样，我当然是最牛逼的，我知道我最牛逼，他们也用那样的眼光看我，比如Jim Morrison就是这样的人，但他20多岁就那么死掉了。人20多岁、30岁的时候，真能那样，但一个人要成长，必须要经历那段时间，因为如果你连那点信誉都没有，你是不好的。
对，这是一种信誉。
——对，这是信誉，你欠钱要还的。你认识我，把赌注押在我身上，我肯定要做给你看的。操，这些兄弟们都爱我，说我牛逼，我不牛逼的话，不就把他们给卖了。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没有人去帮他们？因为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很措火，“我夸过的人现在他不牛逼”。大家都很穷，不图什么，图的就是我相信你，“这个是牛逼的，他的音乐好，是最他妈人性的和有独特魅力的，只是现在因为环境等等原因，他做得不够好而已”。所以，从《我不能悲伤》这张专辑开始，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我把很多东西都放下了。
98年-01年那段时间，是中国地下摇滚最火爆的时期，当时整个大环境是怎样的，你在那种大环境中又受到了什么影响？
——99年，我的NO乐队的第一张唱片，还有苍蝇的同名专辑在摩登天空旗下出版，还有胡吗个和陈底里也都出了一张，现在除了我，他们都不做摇滚乐了，去做别的事。99年，沈黎晖在广播电台听到我的歌，给我打电话，说要出这张唱片，我也特别希望在国内出，正好借这个机会给我翻一下，因为第一版在香港是出了错版。当时无论是在美学上还是文学上，我都不被接受，所以在大陆出版的时候，歌词被改了好多，好多也没登，但是它那种奇怪的声音和声效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主要还是一种猎奇心理。我记得当时他们听舌头的时候，很疯狂。那时候舌头的现场很好，他们的吉他音效，做的很有现场感，闭上眼睛听，即使周围一个人没有，你会感觉很热，很爆。当时整个环境都乱七八糟的，我记得还有盘古啊等等乐队。但基本上今天想想，也没多大的意思，也没什么值得回忆的。在那个时候，像我的歌词写的，“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一样，很多人就糊里糊涂地被推举成悲剧的英雄，但他不是在做自己。
还是有很多乐迷留恋那个时代，毕竟那是一批年轻人创造的一股难以被忽视的亚文化潮流。
——没什么回忆的才回忆那个事，对我来说，我不想回忆，因为最起码我今天还在做，我的今天以后还有人会回忆去，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可能会摘取片段过来，加上我的杜撰，隔山打牛地写一些歌。
有没有把当代艺术和你的音乐结合的想法？
——没有，我不是那样的人，音乐是音乐，艺术是艺术，文学是文学，也许我不想结合，但有一天还是会结合，因为你本身想的就是这些事。在当代艺术里面，我本身就是先驱，我也不是说今天当代艺术火了才来做。音乐我年把才出一张专辑，不能每天出专辑，再说我也不能去当包工头，当皮条客我也当不了。而且当代艺术也不像他们说得那么火，很多人不懂，这不是是个人就能做的事。就像摇滚乐，你不能是个人，以为节奏快点，吉他一失真就是摇滚乐，概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很多人根本不得要领。有些人从事摇滚乐、从事当代艺术，他就是一种爱好，包括我也不排除我是一种爱好，但最终看的是一个人的能力和能否坚持，能力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今天要说的一个事，以前我说的都是假话，我今天要告诉他们，以前我说的话很多是假话。比如以前有人和我说：左老师，请你说说年轻人是否要去北京？我说：来吧，北京也不是我家，是大家的家。但实际上，这个舞台给你，不是说谁都能把这个台子给撑起来的。比如说我把警察打了一顿，写了一首歌。但旁边一个人把警察骂了一顿，也写了一首歌，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嘛。这就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了。
这是否也是说，你已经从早年那种年少轻狂慢慢地变得成熟了、理性了、智慧了？
——就是吃亏嘛。这里面有一点，就是你要会自我反省，要知道自己哪里有盲点。90年代末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很多盲点，觉得自我很膨胀，有人在吹我，走在街上或者喝酒的时候旁边有人找我签名，简直是莫名其妙啊。
“我还不是费翔，我也不是张明敏”
一场计划中的高指标演出，一张曾经被埋没、忽视，然而终将得到拯救的旧专辑，一部差点胎死腹中的小说，所有这些事，不论已经过去，还是即将实现，都是祖咒对自己给出的承诺，他心怀警惕但心高气傲，他步步为营的同时主动出击，几年前，他在自己的歌中唱道：“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我；因为我和你一样，要的太多”，而现在，这个曾经因为要得太多以至烦恼不堪的人，终于懂得了放弃和拒绝，而我们也相信，所有他郑重其事答应自己要做到的事，无论实现起来有多难，他总是会做到的——因为他是左小祖咒。
往深层点说，你更喜欢得到别人的赞美，还是更喜欢受到讽刺？
——我还是更喜欢两者之外的，跟我谈讽刺？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当然我喜欢在幽默的语境里聊天，要说接受赞美，我们也过了那个时期了。我要是找人夸我，每天出去玩好了，很多人夸我啊，有胆有量有才，全沾着，哈哈，但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了，人见到的越少越好。所以，我也没非要发片之后去演出，当然，演出的话，人会更多，我也没想这个事。但什么时候做一场声音好点的、大家听起来舒服一点的、精致的演出，我正在想这个事。
这是已经在计划中的事？
——对，在做，但也有可能改变，都有可能，现在不像以前一样，有的事非做不可。比如2003年，《我不能悲伤》还没出，《艺术世界》给我做了一个专访，我说：即使我现在去卖大饼油条，左小祖咒还是左小祖咒。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历史就是这么回事。
你对现在北京场面上的那些乐队怎么看？
——现在没有看到什么可能性，但希望永远会是有的，产业非常糟糕，年轻人也非常痛苦，非常惨，音乐的门槛越来越低，就像写诗歌一样。我觉得他们还是把音乐当作一个理想去做会更加好。93年的时候，我连一个四轨机都没有，如果有，我会录很多唱片出来的，因为我真的是喜欢音乐。到今天也是，没有人非让我出唱片不可，是我自己出唱片，我一厢情愿，头往墙上撞。
毕竟你脱离了那个产业体系了，你自己现在就是一块招牌。
——我吃过亏啊，不是非要这样干的，而且我的判断也准确一些，我早就看到这个事情不对了。现在还有人忽悠我，包括四大唱片公司也找我，希望我在他们底下出唱片，我说我不想出，你们不要找我，我给你们赚不到很多钱。
一定程度上，那对你可能是坏事而不是好事。
——也称不上好事坏事，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热劲儿了，就像我以前出《狂犬吠墓》一样，我也没印过书，装订一个地方，打字一个地方，排版一个地方，最后我都搞晕了，书拿到手里以后，一看，这是书吗？我操，印在小册子上面，歪歪扭扭的。但出这本书是我对自己的承诺，我一定要在2000年把这个书出版，我做到了，就可以了。现在他们要给我出一个很棒的、很精致的，我就劝他们别出。因为他们出的话，肯定要把中间的“鸡巴”全给我改掉。我说我上面全是“鸡巴”，全改了的话，这书就没字了，哈哈，他们后来发觉我讲了一个特别大的笑话。
艾未未不是说过要给你出吗？
——未未当时就要给我出，那时候他也很忙，也不一定有钱吧，也不能追着人家要他给我出。未未和艾丹是都很喜欢这本书，未未还说有朝一日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呢。他想给我出书，这有一个朋友的善意在里面，但首先这是我答应自己的一个事。当时写这本书，我写了一半，不写了，我停了，自己在那里想一件事，“我操，兄弟你这本书肯定是出不了，你写来干吗？”这书20年肯定也出不了，30年也出不了，写来干吗？“难道就不写了？”“还是写下去吧。”我自己跟自己在那里说。“什么时候出版？”“那就2000年把它出版吧。”后来就是2000春节的时候让它出版的。
《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出来以后，你看网络上的反应，真的很火爆，但那种反响有没有点过于火了的意思？
——那不至于，我走到县城里面还是很少有人知道我的，我还不是费翔，我也不是张明敏。咱自己几把刷子，自己明白。我看淡了一些事，比如说我前几年结婚，因为我已经看淡这些事了，去结婚、去生个孩子，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我废了，我要的正是这一点。我出了《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我废没废，我们拿作品说事。当然，我们这个岁数，不可能有20出头那么英俊，年轻跟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看我在《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唱了《偶像》那首歌，实在是太开心了。从98年到现在的10年后，我在技术上、歌词上、力量方面，达到了自己预定的指标，所以这张唱片受到了欢迎。
你说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太喜欢了……
他说过，每一个伟大的诗人，都是一个伟大的谋略家。
——这个我称不上，但波德莱尔是伟大的，我是波德莱尔的粉丝。我在第一张专辑里写过《六枝花》，“苍蝇、 蚂蚁、蛆， 瓶子、肛门、酒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因为我看过他的诗集，认为好，受过他的影响。有些人问我，你受过谁的影响？他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会说我受过这个人的影响。因为我看得太多，我五六岁离开父母，到今年有30多年的江湖，我身上所有艺术的因素，就像古代那些学武功的人一样，就像乞丐一样，吃百家饭的，什么人出什么招，看得太多了，小时候谁牛逼我就跟着他混，你要弹琴给我看，我在旁边看着，记在心里。所以像书本上的一些东西，有人写出来，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对不对，因为生活已经给了我太多阅历了。在我的创作里，很多东西都是生活带给我的，那些东西就像奇异的景观一样，再加上我特殊的怪异的写法，他们就会觉得这东西太天方夜谭了，但其实都是对生活的真实所做的演绎。
这个过程中，还是必须有作为创作者的你的一个持续的、旺盛的好奇心做底的吧？
——我写的很多东西，他们觉得整个是社会的奇观，他们会说，这事怎么他没看见，其实我看到的太多了，特别多，而他们可能是看到了装得没看到，现在的人比较麻木，我真的觉得他们比我还麻木。还有就是我能用我的方式把看到的东西展现出来。现在的人真的太麻木不仁了。
艾未未曾说过，你现在已经是个成熟起来的流氓了，但我觉得，会不会你还在同时努力保持一种不为人知的纯真的、干净的，甚至是忧郁的东西呢？
——干净？称不上，我们这些人想干净都干净不起来了，也就是努力地能率性一点吧。在这个社会里面，你怎么能干净起来？完全干净不起来。哪天我要和人说真话的时候，他觉得我在开玩笑，但那件事切切实实是真事，可我不能搓着他的手和他说，这个事是真的。要说这个事，前面我要铺垫很多。还有，人年纪大了，你怎么干净？不就是活着？口臭也来了，头发也掉了，而且年纪大和昏聩也经常被联系在一起，如果再不自我保持警惕性，就会很招人烦。
你是一个自恋的人吗？
——我算有些自恋，但不是那种盲目的，我还是懂得欣赏别人的，碰到好玩的人，很开心啊。比如我出去吃饭，碰到有人比我会吃，我肯定是让他点菜，肯定我不自恋。
那个计划中的巡演要开始的话……
——不是巡演，只演一场先看下效果，这个环境是巡不下去的，现在我做演出的指标也比较高，因为如果设备和硬件上不去，演起来没有效果，我现在演出、做东西、做唱片都是很理性的，尤其《东方》这张，是相当的理性，可能他们听了觉得很疯狂。因为现在不年轻了，年轻人是靠体力和冲劲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但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一些事，是需要一些硬件来撑的。很累的，那时候我在一个一两百人的酒吧唱歌，观众在下面抽烟喝酒，我在台上也抽烟，门还是关着的，我在台上唱两三个小时，我现在能行吗？空气都不流通，大热天，开了空调都不管用，我在台上唱歌，把上衣都脱了。是一个人就不能在那样的环境里唱歌的，肯定是因为年轻、有身体的本钱撑着才行。现在这种环境我是演不了的，这是实话。
这个演出如果做的话，会是在哪种类型的场地？
——不会是酒吧，应该是规格比较高的。
类似体育场那种？
——也不可能是在体育场，我怪嘛，这次演出不可能是在别人想象得到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很怪的地方。因为体育馆的场地对我们来说，有些地方不好控制。在体育场演……我说了，我也不是张明敏。而且我现在的演出，指标比张明敏那种高，做不好的话会很难看，吃力不讨好。
准备在哪个城市做呢？
——北京。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就会很省力，以前我做的好多事很吃力，2002年巡演下来，我都要疯掉了，很累，声场还很不好，声音出来缺胳膊少腿的，回来以后看了朋友拍的东西，我实在是很同情自己：这小伙子真不容易！干这个事干吗呢？
你这次演出可以参考Portishead的做法，他们做现场也不多，但做一场就是一场，他们97年在纽约Roseland Ballroom的演出之前花了很大的精力做准备，现场观众也不多，但这场演出后来发行了唱片和DVD，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乐迷还在对那次演出津津乐道。
——他们那几个人是世界顶级指标，那没啥说的，世界大牌啊。我们做这个事试试看吧，这次我想通过一些基金会来帮我实现这个事，因为不是商业音乐会。这次演出做的话，我肯定要努力把它做好，要调钱过来。观众人数我会控制的，像唱片限量一样，卖500块肯定买的人就少点。
这个事要是能做到一级指标的话，多牛逼啊！
——肯定是要做好的，下半年做不好的话，2009年、2010年肯定能做好。这次演出，如果场地小的话，声音出不来，弹的撞到墙上就混在一块儿了，而且我的乐队占的位置特别大，小的地方演不了，小酒吧一上台，人都放不下。而且在小酒吧演，观众也塞不下。反正我肯定不在大家扎堆的地方弄东西，要找一个新的地儿，从来没演过摇滚乐的场子。
再混音的《走失的主人》准备什么时候出？
——明年。《庙会之旅》出来之后，我说我喜欢《庙会之旅》，但《走失的主人》我一直没有说它，因为我没有帮助这张唱片把它做好，但现在这张唱片做好之后，我就要帮它发，我要替它说话了，因为那个东西不好的话，我没法替它说话。这次我大概投了一万美金吧，够缺心眼的吧？新唱片刚出还没卖完，就去弄旧的。但我为什么要做？因为这件事是一场政治灾难，我现在要把这件事说出来，包括《庙会之旅》，这不仅仅是作品的事，它是当时中国音乐美学重新洗牌的开山之作，融合了朋克（我曾经声明我不是朋克，实际上我才是真正的朋克）、实验、后grunge、后朋克和哥特……是杂烩出来的一个神奇的东西，但是中国人他妈的崇洋媚外我操，他不认可我这个东西，包括现在他们都认为，外国的东西好，我们中国的东西不行，让人搓火。
还是那句话，你是特例啊。
——对，是特例，只有我能达到这个，但他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我要翻一下案了。我要告诉他们，我不是现在才小人得志，祖咒这个人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了，我要给曾经看得起我的、在我身上下注的人挽回名声。再版的话，封面会用《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因为大约都是同时做的东西。《走失的主人》本来就是用《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做封面的，但大陆出版的时候，裸体不行，后来弄了只小狗在上面，这个在今天不算什么，拿photoshop很容易做，但意识很好啊，当时一拿出来，大家都笑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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