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明和罗马之间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的
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八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
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
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
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
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
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今日逃离崇明来沪
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３日，一个２３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
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
点燃了引线。这一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
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
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允许犹太人进到
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
手里的名单点名。名点完了，发现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
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
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死亡。仍是３月２３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
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
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
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
闻。  
　　一张老人的面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
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
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五月被逮捕，七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
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
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
１９４４年，当他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
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
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
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
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
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
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
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
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
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
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
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
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
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八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案件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
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
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
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
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向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释
放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
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
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
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
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
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
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
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
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
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
再一次地看见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
史一再地重复，我认识了让其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未来的
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
审判时，他再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
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

？不至于吧？靠！我又成熟了。